论司法批复的解释论证功能及其局限

通过请示与批复程序、由两级法院共同裁判疑难案件是我国司法体制上的一大特色。在裁判论证的分工上,司法批复主要发挥明确法律疑义与创设裁判规则的功能;在裁判论证的方法上,司法批复的主文内容直接给出解释/证立的具体方案,并以审判委员会的集体权威担保决定内容的证明效力。司法批复有助于确保规范适用的内在统一性和政治正确性,但是对自身解释的可能限度与论证理由的具体展开缺少方法论上的自省和发展。完善现行司法批复制度可以从强化批复的说理内容入手,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批复的同时随卷附上请示案件的判决主文。

工伤疑难案件的司法批复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就工伤疑难案件的司法批复对我国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和人民法院关于工伤认定的审判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必要就相关批复中涉及的立法意图和法理渊源进行讨论,探讨在抢险救灾中受到伤害与“见义勇为”的区别;就受伤害者在得到民事赔偿后不宜再获得工伤保险补偿提出理由与解决之策。工伤认定在实践中有扩大化的趋势,对上下班机动车工伤认定应加以限制;超过劳动年龄者不宜再进行工伤认定。

司法批复衰落的制度竞争逻辑

司法批复制度是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特性体现在:个案性、被动性、事先性、及时性和效力普遍性。从司法批复制度正式确立到当下,司法批复的数量呈现出一种曲折递减的趋势,这种递减不仅是绝对数量上的减少,而且是在整个司法解释数量中所占比重的降低,这种变化体现出司法批复功能的衰落。在制度竞争逻辑下,司法批复的衰落源自于制度功能竞争下自身功能特性的弱化和丧失。狭义司法解释制度对司法批复制度造成双重逼迫,答复制度对司法批复制度形成持续侵蚀,而案例指导制度对司法批复制度形成功能替代。制度竞争逻辑也决定了司法批复制度的未来。

我国司法批复制度的双重面向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批复制度就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司法批复权的制度规定和运行现状表明,一方面,司法批复制度的变迁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在不断地调整、收缩司法批复权的范围。司法批复的自制面向重在强调对权力运行的自我限制,主要体现在批复主体的限制、提请主体的限制、批复事由的限制和批复程序的限制。另一方面,那些针对审判过程中具体个案的司法批复,展现出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多种原因在不断地、有选择地扩张司法批复权的运行范围。司法批复制度的扩张面向主要体现在批复选择的扩张、批复程序的扩张、批复内容的扩张和批复效力的扩张。司法批复制度的变迁和制度约束均是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的自我调整,这种调整缺乏外在的法律压力和约束,缺乏法律上的明确授权和规制。

司法解释批复四题

司法解释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本文通过对司法解释批复历史和现状的考察 ,认为由于其建立在案件请示制度基础之上 ,脱离了诉讼程序约束 ,脱离了法定的审判组织 ,脱离了个案案情 ,名不符实。在现行体制下 ,亟待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司法解释批复的质量。但司法解释批复是加剧司法随意性的重要因素 。

疑难案件裁判的中国特点:经验与实证

中国司法语境中的疑难案件有其特殊性,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由法律自身因素所引发的疑难案件之外,还包括事实、社会影响、关系等诸种因素所导致的难办案件。与此相应,中国司法在应对这些疑难案件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方法,其中包括审委会集体讨论、司法批复、案例指导等正式制度,以及个案请示、审判长联席会议、寻找和参照类似案件、向他人学习请教等非正式制度。这些制度的产生和运行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从而使得中国司法在疑难案件裁判的问题上展现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与自下而上的经验探索并存、由科层权威与集体智慧共同保证裁决正确的特点。

版权诉讼个案答复的实然功能与优化路径——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5个著作权个案答复的实证考察

根据帕森斯、莫顿等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一定的结构存在决定了功能的发挥。版权诉讼个案答复的申请主体与答复主体、答复形式与答复时间、答复事由与答复内容等结构性状直接决定了其司法功能的发挥。但是版权诉讼个案答复也存在答复文件形式不统一、名称不规范、答复主体弥散化、审级制度被架空等结构缺陷,需要从个案答复的制度化转型、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定位等路径对版权诉讼个案答复的结构缺陷进行优化,以提升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发挥。

司法解释、公共政策和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有关“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切入

本文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展开一个学理的讨论。全文主要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将从多个方面论证这一司法批复隐含的错误 :它违背法理 ,违背保护 14岁以下少女这一相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政策 ;从实践上看 ,这一解释事实上有可能带来不可欲的社会后果 ,有利于某些特殊群体的非法犯罪行为 ;考虑到相关法律以及国家机关的分权惯例和制度权能 ,这一解释还有越权违法的嫌疑。本文第二部分则试图探讨这一错误发生的制度和学术原因。我的分析结论是 ,这种错误主要来自的一方面是对部门法操作理论的过度信任和缺少学术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则来自对社会真实世界的不理解甚至是有意的忽视 ;而这背后 ,则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对自身作为最高上诉法院的功能定位模糊和专业知识装备不足。

部门法宪法具体化的正当性及类型——与陈景辉教授商榷

宪法和民法的关系,是进入21世纪后广受我国法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齐玉苓案司法批复、物权法制定和民法典编纂一度引发学界激烈争论。近来,争论延伸到一般性的宪法和部门法关系领域。2021年3月,陈景辉教授发表《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一文(以下简称陈文),对张翔教授在2019年提出的宪法和部门法“三重关系说”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