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智慧化背景下司法控权的合理限度——以刑事证据规格为核心的考察

在建设“智慧法院”“智慧司法”的背景下,实务中采用大数据等人工智能式的信息科技手段进行规范化建设,从而对司法活动进行有效控权。刑事证据规格作为这一背景下的重要实践,以其客观化特性成为精密化司法的事实维度保障与错案责任审查评价的标准,并已在多地进行了制度性探索。应当看到,证据规格制度的推行仍有一定偏差,并带有消解司法责任制的内在风险。由此,需以调动司法人员的主体性为手段,优化算法设计与评价机制,完善司法数据来源及质量,并探索大数据司法与其他制度改革的价值性协调原则。

我国防止起诉权滥用的内在结构

如何防止起诉权滥用是司法改革的重要问题。两大法系国家主要采取司法控权的模式,而我国则采取检察控权的模式,两者具有不同的内在结构。它与检警关系、检察机关角色定位、警察机关的职能、公诉的证据标准有重大关系。事实上,我国具有独特的公诉权制约机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现有预审程序的改革建议忽视了上述方面的系统性,改革应当整体推进。

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主渠道”定位下的行政复议“司法化”反思——兼谈行政复议的改革方向

“主渠道”与“司法化”代表了我国既往行政复议改革的两条主线,但二者之间实则存在紧张关系。与生发自国家实际治理需求的“主渠道”定位不同,“司法化”的改革主张主要来自学界的理论推演。从理论上看,“司法化”观点的形成源于学界对“司法控权”模式的过度推崇和对西方类似制度的简单描摹,而非出自于我国现实的国家治理需求;从实践上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从建立伊始就内含着司法基因,且随着持续改革,其司法特性愈加鲜明,但这并未激发出预期的实践效果。分析发现,“司法化”实际上并不利于行政复议“主渠道”的实践确立,因而无法实现国家对行政复议的治理期望。在“主渠道”定位被国家重申为复议改革长期目标的情况下,本轮改革应当把握行政复议的治理属性,确立改革的效率导向,以与行政诉讼“趋异”而非“趋同”为主要方向设计复议制度,推动复议与诉讼的“优势互补”,避免“制度竞争”。

建立对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

超期羁押是审前羁押制度不完善的集中体现,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侦查权行使缺乏司法控权。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审查制度中的优秀经验,建立我国对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包括对强制措施的审查和对羁押期限的审查。

简论刑事公诉制度的定位与改革

根据起诉主导权的归属,刑事公诉制度可以分为司法控权与检察控权两种模式。我国刑事公诉制度具有司法控权模式的外观,但在实质意义上,却表现出更多的检察控权模式的特点。以此制度定位出发,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改革,应以促成庭审实质化为目标,走向彻底的起诉书一本主义。

我国刑事公诉制度的定位与改革——以公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为切入点

根据起诉主导权的归属 ,刑事公诉制度可以分为司法控权与检察控权两种模式。我国刑事公诉制度具有司法控权模式的外观 ,但在实质意义上却应归属于检察控权模式。以此制度定位为基础 ,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改革 ,应以促成庭审实质化为目标 ,走向彻底的起诉书一本主义。

我国防止起诉权滥用的内在结构

防止起诉权滥用是司法改革的重要问题。两大法系主要采用司法控制权的模式,而我国则采用检察控制权的模式,两者具有不同的内在结构。采检察控制模式与检警关系、检察机关角色定位、警察机关的职能、公诉的证据标准有重大关系。事实上,我国具有独特的公诉权制约机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