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弱势群体实现司法救济权的可行能力

将可行能力作为区分弱势群体的标准可以包容多维信息内容,该标准作为平等保护原则的运用可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措施提供正当性依据。中国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阻碍实现司法救济权的可行能力的因素包括司法救济权在法律中的缺位、实体权利配套保障措施的缺位、起诉条件的严格限制、诉讼相关费用的高昂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备等,针对这些障碍应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改革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以及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构建等措施进行改善。

台湾地区公立大学教师司法救济权的实践演进

聘任制背景下台湾地区公立大学教师司法救济权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实践演进之路。自"大法官"释字第462号后,教师司法救济路径逐渐从民事诉讼全面转向行政诉讼。在"公教合一"观念下,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教师司法救济范围起初较为局限。但经"大法官"释字第736号后,教师获得了全面的司法救济请求权。为了平衡对教师权利的救济与对大学自治的尊重,在司法救济强度上,法院始终坚持正当程序原则与学术遵从原则。

当前大众“获得公正审判与司法救济权”观念:历史观察和现代审视

调查显示,中国大众对司法救济权的淡漠、获得公正审判权的忧虑及其权利主张和要求的微弱,共同构成了大众"获得公正审判与司法救济权利"观念的消极图景。从年龄因素所提供的历史视角来观察,法院公正审判已有很大历史进步,历史传统观念仍对大众人权观念有深刻影响。但透过个人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别因素所代表的现代视角看,现代化对大众人权观念积极影响虽已卓有成效,但还未充分展开;相对滞后的政治与法治现代化,是消极影响大众人权观念最大客观因素,历史传统观念仍是羁绊大众"获得公正审判与司法救济权"观念的主要主观因素。大众人权观念,受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制约,其提升需要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公民司法救济权的入宪问题之研究

司法救济权是宪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其行使与保障首先需要由宪法做出安排。司法救济权与诉权在制度化的发展轨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司法救济权的入宪,绝不意味着是对诉权的简单重复。我国宪法并无关于司法救济权的直接规定,这种状况不仅淡化了宪法在保护公民司法救济权方面的功能,割裂了宪法与部门法之间在权利保护上的联系,也使得司法救济权这样一项基本人权被淹没在非基本权利之中而为人们所忽视甚至否定。基于司法救济权本身所固有的特定的宪法含义,只有将其纳入公民宪法权利的体系范畴之内,才能给予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也才能给各项具体诉讼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提供最高依据和准则。

香港民事司法救济法论——以比较法为视角的研究

香港民事司法救济法是介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之间的“混合法” ,它是英美实体法和程序法尚不发达或尚未分化的产物。其特点是 :司法救济先于权利 ,申请司法救济权与司法权的实体合成与程序合成性。它有对人诉讼之救济与对物诉讼之救济、替代性救济与具体救济、中间救济与终局救济等类型 。

关于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理论思考

司法救济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罪犯应当拥有司法救济权并且不得克减。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实现保护罪犯基本人权、预防犯罪、制约权力、促进监狱治理法治化等目的。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必须抛弃特别权利关系理论,树立基本人权理论,承认刑事执行行为是行政行为,形成权利救济的法治观念。

论纳税人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司法救济作为保护纳税人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在纳税人权利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在《行政诉讼法》、《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框架内,已经建立起针对纳税人的司法救济机制,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复议前置程序设计不合理、旨在保护纳税人以及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缺失、税务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范围相当有限等等,这些都亟待进一步完善。

如何奏响“司法保民”交响曲

司法保民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对于符合起诉条件之诉,法院应当适时受理,并且禁止随意增加起诉条件。另外,法院应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保持司法的消极性。避免违反司法消极性作出民事判决或相关执行。

民事诉权学说的发展演变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即请求国家给予审判保护．属于“司法救济权”的范畴。司法救济权除了包括诉权之外．还包括执行请求权．即请求国家给予执行方面的保护。本文主要考察民事诉权学说的发展简史．旨在探析民事诉权理论的历史发展趋势．为我国建构完善的诉权保障制度．提供历史方面的经验。

全面认识诉权的几个基本点

诉权概念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古罗马权威法学著作《法学总论——法学阶梯》曾定义过诉权。而较为成型的诉权学说则产生于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而后诉权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诉权学说,如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具体诉权说、二元诉权说等。

刍议跨境文物借展中的司法免扣押问题——以文物司法豁免的法律困境与制度设计为中心

自美国于1965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司法免扣押立法后,一些国家也陆续通过相关立法赋予跨境借展中的文物以司法豁免之资格,降低了正在本国借展的外国文物受司法扣押或司法程序追诉的风险,从而吸引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前来展览。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有相关规定。在分析文物遭遇司法扣押的多重原因的基础上,对司法免扣押来自于国际公约、司法救济权、文物追索层面上的困境加以法律思考,是优化制度设计的前提。

论消费者权益司法救济体系的完善

消费者的司法救济权是指当宪法和法律赋予消费者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消费者有权要求人民法院对这种侵害行为进行有效的补救．对消费者给予必要和适当的补偿，以最大限度地救济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派生出来的社会关系、价值取向、利益分配在这种全新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激烈地碰撞。在消费纠纷领域，国家倾听消费者的利益诉求，裁决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消费者与行政管理机关之间“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最主要的手段应该是司法审判，通过司法审判给权利受侵害者以司法救济”。因此，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司法救济体系，为作为弱势一方的消费者提供真正有效的司法救济，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的可诉性研究

我国现行的以公安机关内部自律为主、法院和检察院外部他律为辅的刑事侦查监督体制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无法发挥监督实效,以致刑事错案层出不穷。这样的体制性缺陷只有通过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式侦查监督模式,即赋予刑事侦查相对人针对违法侦查行为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才能得以弥合。在进行具体的制度构建时,应当立足于我国刑事侦查监督的现实困境,考察刑事侦查行为可诉性制度确立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在顺应司法规律、文明潮流的背景下提出制度改革方案,使理论的探讨能真正在现实环境中有所作为。

关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伪证行为的探讨

《今日说法》播出过这样一个案例:某女向法院诉称某男曾经借其债券28万元,并出示有被告签名的借据为证,请求法院判令该男返还债券及利息。在该案中,该女出具的借据为复印件,但是她同时出具了证明该借据原件存在并丢失的证据。一审法院以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为由,驳回了该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发回重审。在重审过程中,该女士又提出三位证人为其作证。一审法院根据现有的证据做出判决,判令被告返还债券并承担利息。被告遂向检察机关申诉,请求其对此判决提出抗诉。检察机关依法进行调查,证实在诉讼中三位证人证言不真实,原告提供的证据存在疑点,原告亦不能说明其债券的来源。检察机关据此提起抗诉。后法院驳回了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涉及的细节问题将在后面的论述中提及)。

中国农民为什么对征地补偿程序不满意?——基于浙江省的典型调查（英文）

农民对土地征收不满意,除了对补偿标准过低不满意,还可能对征地补偿程序不满意,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已有研究的充分重视。本文尝试通过典型案例访谈和内容分析法分析农民为什么对土地征收程序不甚满意。基于浙江省的农户调查,本文发现信息权,参与权和司法救济权是影响农民对补偿程序满意度的三个关键维度,这三类权利的落实情况与农民对征收补偿程序的满意度密切相关。重要性方面,信息权的作用最为重要,参与权紧随其后,司法救济权再次。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得出了相应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