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斯坦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理论、实践与反思

桑斯坦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理论包括程序最低限度主义和实体最低限度主义,其理论意义有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消极意义是减少判决成本和错误成本;积极意义是允许和促进判决民主。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理论在美国最高法院是通过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程序上,最高法院追求窄且浅的判决;在实体上,最高法院强调对宪法核心价值的认同。同时,最高法院的最低限度主义判决有一定的限定条件。桑斯坦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理论怀疑法律理性,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其基本预设所造成的:政治决定比司法决定更具有民主合法性,法院并不比政治部门更有能力保护个人权利。

试论桑斯坦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

凯斯.R.桑斯坦作为美国自由主义宪法理论家之一,以独到的视角归纳总结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部分涉及宪法适用争议的复杂疑难案件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即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基于美国社会多元化的背景及特定的政治环境而产生,对于某些复杂、疑难的宪法争议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实践作用,从而促进了审议式民主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今天,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类似于美国的多元化的社会现实,而司法最低限度原则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草案（北京规则）

第一部分 总则 1．基本观点 1．1会员国应努力按照其总的利益来促进少年及其家庭的福利。1．2会员国应尽力创造条件确保少年能在社会上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并在其一生中最易沾染不良行为的时期使其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尽可能不受犯罪和不法行为的影响。1．3应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其他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地处理。

联合国关于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的大会决议

青少年犯罪近些年来成了带有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尽管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青少年犯罪的情况有明显差异的，但是其引人注目和令人担忧却是相同的。为此，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都对青少年犯罪现象予以不同程度的关注，为解决和缓和这个问讲作出了各自的努力。联合国的有关组织也对此十分关切，曾召集过多次专题会议，有不少专门文件。

最高限度与最低限度罪刑法定的划分及其意义——对传统罪刑法定原则分层策略的反思与重构

分层策略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传统的分层策略中,无论是积极与消极罪刑法定,还是形式与实质罪刑法定,抑或是绝对与相对罪刑法定,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缺乏明确的理论目的性,无法对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需要具有明确目的性、针对现实问题的罪刑法定原则分层策略。这种目的性可以描述为,既坚持罪刑法定基本原理,又增加其司法适用性;既兼顾罪刑法定的司法话语,又对接罪刑法定的大众话语;既维护罪刑法定的既有话语体系,又促进罪刑法定的自我进化。最高限度与最低限度罪刑法定的分层策略,正是以实现这三个"既……,又……"为目标的。考虑到我国罪刑法定主义"启蒙"与"反思"阶段同时存在的现实,根据罪刑法定司法化的现实需要,应设计出新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分层策略。

司法积极主义与司法消极主义

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消极主义都是一种司法哲学,是在宪政范围内进行的讨论,是对法院政治功能在认识上的针锋相对的主张,两者之争由来已久。参考美国争论不休的现实和借鉴学者对此问题的中立态度,我国应该结合实际,在强调司法能动主义的同时,重视必要的司法克制,实现司法能动和克制的平衡。

一种全新的司法审查理论策略:最低限度主义——解读《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

凯斯·R．桑斯坦教授在对近期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审查实践特征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的概念。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就是指，在最高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判决中，除非对于论证结果的正当性确有必要，否则就不发表意见，并且尽量对某些事情不做裁定。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同时具有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的内容，使其实施成为可能。司法审查中采用最低限度主义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可欲优点：它有利于减轻做出司法判决的负担；它更少犯错误，即使犯错误，也更少具有破坏性；

司法最低限度主义——评桑斯坦的《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

为证立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美国学界以往司法审查理论认为,代议制民主过程不可信任,必须由司法权对民主立法进行有效的宪法监督,以保障民主价值目标的实现。桑斯坦则认为,民主过程固然不可信任,但由于司法能力的有限性,最高法院应采取一种最低限度主义的裁决方法,一次一案式地裁决具体案件,避免原则性判决,将社会价值选择问题交由民意机关互动协商解决,以减少错误判决可能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同时培养民意机关的民主协商精神和公民的参政素质,塑造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与其他司法审查理论相比,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更有效地论证了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不过,这一理论本身也有其缺陷。

国际网络版权贸易的司法管辖问题

网络版权作品使得国际版权贸易从单一的纸质贸易形式转向无纸化贸易。版权的网上电子商务交易更加普遍 ,由此引起了国际私法领域对于国际网络版权贸易管辖权的不同主张。其实 ,在版权贸易合同方面传统的“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仍然具有适用的价值 ;在侵权方面“最低限度联系”原则以及由其引申出的“有目的利用”原则显示出了其在网络环境中更强的适应性。

论互联网环境下的司法管辖权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司法管辖权理论产生严峻的挑战 ,因此应对互联网环境下的管辖模式进行探讨。管辖权相对论不具有现实的操作性 ,“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应进一步加以完善 ,而网址来源国规则比较切实可行。

网络交易纠纷司法管辖之探讨

为解决网络交易纠纷司法管辖问题,中国可以将“被告就原告和最低限度联系原则”,作为一种管辖权确立标准之补充,适用于网络纠纷之中。

数字传输活动的司法管辖权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蓬勃发展,数字传输活动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数字化"了,但数字传输在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带来方便与快捷的同时,也给现实的法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网络空间的无国界性,尤其在管辖权方面与传统的国际私法起了很大的冲突,如何确定数字传输活动的管辖权是现今国际私法界讨论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数字传输活动对传统管辖权的动摇开始谈起,分析现时学者中流行的两种管辖模式,并结合美国的司法判例,探讨数字传输管辖权的新出路。

“相称原则”与我国少年司法

1984年5月在我国首都北京讨论修改并定稿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总则中认为：“相称原则”是“少年司法目的”的重要原则之一，并在分则第三部分“审判和处理”一节中，被列为“市判和处理的指导原则之一。

多元司法功能实现的困境与出路

司法功能作为司法所欲实现的功能,对司法权的运转起着指导作用,法官在个案裁判中必须考虑其裁判结果是否能够满足司法功能实现的要求。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司法功能可分为法理功能和社会功能,且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政治功能也被列入了司法功能之一。对司法功能认识的不断改变意味着对司法认识的深入,也代表了当今社会、现阶段国家发展对司法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得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不断侵蚀司法的本体功能,出现重司法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而轻司法的法理功能的问题。因此个案中究竟如何恰当反映司法功能,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提倡司法判决应当“窄”而“浅”,将判决的范围限制在个案之中,从而将司法的法理功能很好的与政治功能相结合,可以为我国对司法建设提供借鉴意义。为实现司法三大功能的融合,应当以法理功能为基点,强调个案判决思维,就个案展开说理论证。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在中国的贯彻

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12月10日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被命名为《北京规则》.几年来,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把贯彻《北京规则》与执行我国的法律、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整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角度观察、处理少年司法问题,从而有效地预妨少年违法犯罪,公正、合理地解决少年司法问题,保障了少年的合法权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

美国长臂管辖在跨境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及启示

美国长臂管辖在反造假反欺诈、保护投资者利益、保护知识产权、反腐败反贿赂、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防范金融风险等跨境金融监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效果。但美国长臂管辖是一种新式霸权,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经济战、金融战和法律战维护美国利益的利器。我国应学习美国长臂管辖的有益经验,摒弃不好的做法,在开展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境外延伸监管,不断完善我国跨境金融监管机制和体系。

关于未成年犯的假释、减刑问题

一、未成年犯的假释问题 对未成年犯的假释问题，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于1984年5月在北京作出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提出，“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删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有关当局应尽最大可能并尽早采用从监禁机关假释的办法”等规则。

中外少年审判体系之比较

正如联合国在《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所期待的那样,“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订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受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建立和正在创设少年法律制度,它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在实践中,都为本国的法学研究,乃至对国与国之间的影响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