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司法权能——司法改革的现代化向度

司法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权能,司法权能的定位应紧密联系一定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背景进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已进入风险社会阶段,风险社会的反思现代化性质促成着程序法范式的形成,并内在地要求对司法权能进行新的定位。这种风险社会中的司法权能定位对中国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推进中国司法改革,应针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对司法权能进行合理定位。

司法权能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基于美国经验的分析

美国是世界上率先实现司法权能现代化的国家,其经验可以概括为"一个传统,一个理论,一个主义"。美国人秉持实用主义的法律哲学传统,尊重司法过程中法官的经验理性,认同法官造法的权力;其奉行权力制衡理论,超越了严格分权学说,将司法审查权纳入现代司法权能的范畴;其倡导新宪政主义,确立最高法院是宪法的守护者,法官拥有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并发展了宪法解释方法论。美国的率先垂范推动了人类司法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把握和自觉遵循中国司法权能现代转型的内在机理。

论家事纠纷裁判中民俗习惯的司法权能

司法裁判就是对解纷规则的选择与适用过程。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依国家法裁判的家事案件并没有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人们却更多认同根据民俗习惯裁判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形成社会秩序的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还有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事实上,在家事裁判过程中适用民俗习惯,是转变司法观念、创新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梳理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的基本原则和范围,努力为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功能的发挥提供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充分彰显民俗习惯在弥补国家法不足、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促进当事人自觉执行裁判结果等方面的权能与价值。

工伤认定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及消解——基于345份视同工伤案件行政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能够发现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对认定结论存在分歧,容易造成“循环诉讼”的困境,这在视同工伤案件中表现尤为突出。视同工伤认定案件难以得到高效处理的背后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博弈和冲突,究其原因固然有相关立法缺陷,但案件纠纷难以实现最终化解,也反映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力度不足。对此,可通过双方联合发文统一工伤认定标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工伤认定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以及适当扩大人民法院的司法变更权多种路径,实质性化解争议,最大程度保护劳动者获得工伤赔偿的权益。

论联合国职员的诉诸司法权

诉诸司法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在国际组织与其职员的就业争端中,基于保障国际组织职员的个人权利与维护国际组织的司法管辖豁免这两个方面的需要,联合国已经开始重视诉诸司法权的保障,通过构建和完善其内部司法机制加以落实,并在国际人权保障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国际组织公共行政权力与日俱增、个人权益受其影响渐深的背景下,对国际法上的个人实现诉诸司法权的联合国实践,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当然,目前联合国内部司法上诉机制在诉讼主体、救济措施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阻碍了联合国职员诉诸司法权的进一步实现。对此,联合国应继续完善相应制度,其内部司法机构也需要尽可能利用司法裁量权来突破其规约中不合理的限制,以更充分、全面地保障联合国职员的诉诸司法权。

论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的构建

中央苏区建立在落后的乡村地区,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法则严重制约着革命政权的运行。司法权作为政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维护新社会秩序,保障根据地人民民主权利的时代使命。为确保司法权的实现,中央苏区政权力图冲破乡村社会宗族组织把持的基层政权,尝试构建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及其运行规则。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苏区的司法制度并不稳定,存在反复修改和不断废止的现象。但无论如何,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建设对于今天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和完善过程中,虽然已经关注到行政权的作用并对其作了初步规范,但从现行规定来看,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错位现象依旧明显:一方面,在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的的制度预设和司法能动理论的共同影响下,司法权存在僭越行政权之嫌疑;另一方面,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环境行政执法前置程序缺失,法院立案后告知制度不合理,行政权在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的作用也未得到有效彰显。因此,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优势互补,既要严格遵守司法权的谦抑性和被动性,又要尊重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注重发挥“行政权协助司法权”之功能。

司法权滥用问题的对策研究——以司法责任心的促进为视角

公正司法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提高司法责任心是实现公正司法、防治司法权滥用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总结司法腐败的现状,可将司法权滥用的原因归类为六种矛盾关系,即司法体制改革进程本身,司法逻辑与行政逻辑,以审判为中心的理想与现实,司法公正性与司法满意度,员额法官、检察官准入机制与考核机制,司法责任追究机制程序运行与实体认定之间的矛盾关系。提高司法责任心有利于解决上述矛盾。提高司法责任心可从正向的职业激励要素、反向的过错发现要素、最终的职业强制要素来实现。职业激励要素的完善可从职业激励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要求两个维度分析;过错发现要素的完善可从过错能避免、有错能发现两个方面落实;职业强制要素的完善可从司法责任追究程序及实体角度实现。

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协同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中心

生态环境修复是针对环境污染破坏而提供的司法救济,其目的是责令生态环境破坏者采取综合整治措施,以修复受到破坏的自然环境的功效与生态价值。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执行效果不佳是司法部门亟须解决的难题。探求我国生态环境修复执行行政权与司法权协同机制,应从分析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特殊性入手,进而对行政权协同司法权参与到生态环境修复执行中进行法理分析,通过法律解释完善现有的执行制度。

孤岛时期的上海公共租界与日本的图谋——关于中立问题及警察权、司法权的争夺

上海的公共租界在全面抗战爆发并陷入“孤岛”状态后仍与日方展开了周旋。在最初一段时间,双方围绕全上海中立化提案、浦东与南市中立化提案、日军舰艇移动与租界上空禁飞等问题进行过交涉,但原本“租界主动、日方应对”的形势却在此后被“日方主动、租界应对”所取代。尤其是1937年11月—1939年2月,日方曾利用租界内各种抗日事件为借口向工部局施压以谋求租界的警察权,并取得了一定收获。进而又自1939年4月起勾结伪政权一道向司法权发起挑战。他们虽然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法试图控制租界的特区法院,但终究由于当局的抵抗以及日方内部的矛盾而未能得逞。

论司法权介入体育内部纠纷的界限--以“部分社会”理论为中心

由于我国当前有关司法权介入体育内部纠纷的界限在立法、司法中存在模糊化认识问题,导致体育内部纠纷当事人在寻求司法救济时存在障碍,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其进行解释。作为体育自治权之来源的契约论在解释司法权介入体育内部纠纷之界限的问题上存在瑕疵,日本的“部分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论证司法权与体育自治之间的关系具有参考意义。通过对日本相关案例的分析,得出司法对体育内部纠纷的二阶段审查模式,重点在于审查体育内部纠纷是否对当事人之一般市民法权利造成重大影响。基于契约论与“部分社会”理论的要求,构建出适合我国司法现状的用以判断司法权是否需要介入体育内部纠纷解决的理论框架,司法机关首先应判断体育内部纠纷是否具备法律上的意义,其次对团体自治行为是否超出了成员“默示同意”的范畴进行审查。

司法权能:规范法官裁决的程序性思维

程序法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各项制度是否都拥有特定的权能领域,特定的任务能否被分配给某一制度而无需考虑其所包含的实质政策,某一制度所具有的特殊权能与怎样的特定程序相适应。在程序法理学的思想脉络之中,这一问题牵涉到司法与理性、司法与意志等论题,并经由"司法权能"这一特定概念表达出来,且具体化为"理性阐释"这样的程序性约束,从而勾勒出程序法理学的独特司法图景。在这种司法图景下,法官必须尊重其他制度的权能并且在"法治"的框架下来说明他们的决定;更重要的是,规范法官裁决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确立与确立什么样的程序性权能,而非只依赖于实质性追责规定。

国家结构形式中的司法权配置问题研究

从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对司法权配置进行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合理设置司法机构和划分司法权力,满足现代国家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和最大化实现司法权的制度价值。通过对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的司法权配置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司法权实际上是被排除在中央与地方分权理论范畴以外的,司法权管辖区域应避免与行政区重合,并且各级法官的任命均是由中央的高级别权力予以掌控的。在中国语境之下,借鉴国外的制度经验,应改革现有司法权配置模式,破除现实存在的司法权地方化和司法权行政化这两大影响司法公正的障碍性问题,实现司法权的统一配置和司法独立。

论宪法政制中的司法权——从孟德斯鸠的一个古典论断说开去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言:“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孟氏所言之此种司法权,虽亦存在于宪法政制的构想之中,但实质上乃是一种原生形态的司法权,即相当于“市民性的司法权”,显然有别于“政治性的司法权”,尚不具有现代宪法政制所赋予的本质属性,故成为政治上的“不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使这种司法权进一步演化为一种“政治存在”。这是司法参与权力制衡以及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对民主不信任的结果。

从行政诉讼视角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从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性质和任务可透视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基本关系,即司法权监督、制约着行政权。其方式是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这种制约具有单向性和被动性的特点。但与我国法制建设的阶段性相适应,有些行政权行使的空间如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行为、国家行为等,就不渗入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当然,司法权不能替代行政权,而行政自由裁量也不绝对排斥司法审查,当自由裁量显失公正或达到滥用的程度时,亦应受司法权的制约。

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探析

在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发生关系的范围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破产、上市公司破产和公用企业等特定主体的破产案件。司法权和行政权关系的特点表现为,某些行政权前置于司法权、某些行政权配合司法权行使、某些行政权参与司法权行使。金融机构提出破产申请前是否需要经过监管部门行政批准,要区分不同情况做出立法安排。上市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则不必进行事前的审批。在破产启动后,司法权和根本性行政权在交互涉及领域的关系的处理上,应当以司法权统一裁判为原则。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

人工智能反过来超越人类智能扮演上帝角色的奇点正在迫近,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司法系统获得了某种后发优势,借助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提高办案效率和透明度,使审理流程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质变和突变。这对现代法治的制度安排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现阶段对法律专家系统软件的设计和运用应该持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尤其是在电脑量刑方面更不可急于求成,也没有必要完全排除法官的心证和裁量。司法权的终局性注定了要通过辩论的优胜劣汰机制选出一个正确的最终解决方案。在这样的现代法治体制面前,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都只是实现合法正义的辅助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这是我们始终应该铭记的一条基本原则。

司法权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宪政角度阐述了司法权的基本特征。认为司法权具有独立性 ,表现为司法权形态的独立性和司法权运行过程的独立性 ;消极性 ,表现为司法权的被动性、司法裁判范围的有限性和庭审的消极性 ;终极性 ,表现为司法裁决效力的至上性、终局性 ;交涉性 。

司法权的“中国”问题

司法权的"中国"问题,首先是一个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民主化问题,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法治化问题,其次才是司法问题。司法权的重要是基于公共权力的理性化和民主化的需要,而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民主化则又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结果。因此,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司法制度,形成一个以理性与民主精神为灵魂和价值取向的强大的司法权,维护理性与民主基础上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必然是研究中国司法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的司法权问题,必须且不能不将司法权的监督与制约问题摆在中心的位置。

初论司法权威

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司法公正和高效的必要条件,是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司法权威的结构就是具有权威性的法律原则及规则、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场景、司法裁判等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司法权威对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司法制度设计上应对司法权威提供必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