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指导制度在法学方法论上之检讨——以司法标准化为背景

案例指导制度以总结司法经验,落实"同案同判",统一司法适用为逻辑起点,通过裁判要旨的归纳,提炼司法规则,实现程式化司法,以提高司法效率,其本质上属于一场渐进的"司法标准化"运动。然而实践中,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已逐步偏离"指导判案思维"的制度目标,日益演变成了事实上的"结论指导",使其附带上了实质性的造法功能,从而导致该制度因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性地位不明确、功能定位不清晰以及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饱受争议。因此,有必要从法学方法论上检讨案例指导制度之司法理性及其活动路径,进而构建完备的运行保障机制,以期消解案例指导制度可能引发的司法标准化的负面效应,避免走向"机械司法"的误区。

刑事司法现代化:证据标准的功能反思与发展进路

理论上,证据标准的核心内涵是指证明某一类犯罪所应收集的证据集合。实践中,证据标准被政法决策层赋予特定的管理功能,以实现审判质量和效率的双提升。作为管理工具的证据标准有助于提升司法效率,却难以实现准确认定事实的核心目标。原因在于,证据标准的构建源自以往裁判文书的经验总结,因而存在证据类型固定化、证据属性狭义化、证据范围单向化、标准构成要件化等内在缺陷,这导致证据标准难以实现其预设目标。证据标准具有统一性、开放性及规范性等特性,具有实现准确认定事实之目标的潜能。我们应将最佳解释推理作为完善证据标准的基本理念,在审前阶段,其应强调证据收集的全面性及方法性;在审判阶段,其应强调证据审查的动态性与融贯性。

精神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标准适用困境与实践进路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需要高质量标准,以提高司法鉴定的科学性、一致性和可靠性。既有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南》难以破解精神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标准化实践困境,无法真正解决精神科医疗损害鉴定人专业背景要求不一、精神障碍被鉴定人陈述效力不清,以及现行执业分类规范对鉴定范围划分界限模糊、精神科医疗过错评价缺乏专业化操作细则等实践难题。在司法鉴定法治化的风口,通过制定《精神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南/指引》破解真难题已成为新的突破口。基于对《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南》以及鉴定实践的分析,有望为探讨精神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标准化问题提供新思路。破解真难题的核心是制定行业标准、规范鉴定,包括明确具备精神科培训经历为关键的鉴定人专业背景要求,被鉴定人参与的专业化听证制度,精神科医疗损害鉴定范围的准确划分以及精神科医疗过错类型的标准化划分。而上述内容均应囊括于《精神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南/指引》,未来精神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标准化治理当以该指南为肇始,并不断深化完善。

美国法庭科学标准化实践评介

美国已建立全国性的法庭科学标准化委员会作为加强法庭科学实践的制度构成。美国法庭科学标准存在一些问题,《国家总统在推动刑事司法改革中的角色》以及《美国法庭科学的加强之路》等文献中均有记载。这些问题包括法庭科学面临不确定性和被误读的风险,以及美国法庭科学领域隐藏的危机四伏。具体包括缺乏合适验证的法庭科学方法、缺乏中立的鉴定、存有偏见的分析、法庭科学缺乏足够的培训、法庭科学标准稀缺、经常误导和错误的鉴定结果、缺乏独立的监督等问题,部分法庭科学缺乏整个行业的匹配标准。美国法庭科学标准化改革主要随着刑事司法改革涉及的证据问题而逐步推进,主要分布在指纹鉴定、文书鉴定、车辆鉴定、电子数据鉴定、法医DNA鉴定、管制物品鉴定、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等方面。

法律文书在线自助式生成系统开发探讨

科学技术正改变着司法,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辅助手段。通过分析IT在司法中的应用,结合法律文书的特点,探讨法律文书制作方法的技术性和工具性,探索法律文书自动生成方法,构建简单易用的在线自助式的法律服务平台,推动法律文书的自动化、辅助化、标准化和高效化。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司法鉴定技术标准战略联盟模式探索

长三角司法鉴定技术标准战略联盟不仅可以推动长三角区域技术操作类标准实施时的一致性和精准性,确保长三角“三省一市”司法鉴定的顺畅进行,还可以发挥长三角在长江经济带司法鉴定协同发展中的带头作用,进而推动全国性司法鉴定标准统一,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意义。不同于其他技术标准联盟组织,长三角司法鉴定技术标准战略联盟具备司法鉴定和技术标准双重特色。通过对比一般技术标准联盟组织,并借鉴欧盟法庭科学联盟的组织机构设置,长三角司法鉴定技术标准战略联盟由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局主导,长三角三省一市各地公共法律服务局、司法鉴定协会、司法鉴定机构及高校科研机构人员组成;组织机构可设置为理事会、秘书处、3个工作委员会、11个专家委员会。

刑事证据标准的类型化研究

刑事证据标准的政策背景是司法智能化、司法标准化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旨在推动司法管理模式转型,最终提升审判质效。通过对证据标准规范文本的历时梳理和共时分析,发现其多样化的现实样态与司法标准化存在冲突,客观化趋势对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产生负面影响。证据标准的类型化改革宜作为化解现有困境的宏观思路。鉴于线上、线下的证据标准在制定主体、形成路径、具体内容及规范效力上存在区别,实践中已出现分化发展的倾向,可将线上证据标准主要定位为实现司法管理模式转型的工具,线下证据标准主要定位为实现事实认定模式转型的工具,并基于二者不同的功能定位和潜在问题,制定差异化的具体完善措施,建立起符合中国司法国情的刑事证据标准体系。

鉴定意见审查认证规则及配套机制的优化

我国立法确立的鉴定意见审查认证规则存在一定的疏漏,具体表现为鉴定管理权割据造成审查认证标准不统一、鉴定启动权垄断造成鉴定审查认证缺乏平衡性、“四类外”鉴定管理缺位加剧审查认证难度、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薄弱造成认证流于形式。专家咨询制度、鉴定人与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制度、司法鉴定标准化建设等改革成效不彰,加剧了审查认证的难度。完善鉴定意见审查认证规则,应转变盲目崇信司法鉴定的理念,树立法官是鉴定意见看门人的理念,破除专门性证据限于鉴定意见的认知局限。要从关联性、可靠性、合法性的角度优化审查认证规则,确立鉴定意见关联性规则,鉴定原理和方法的可靠性规则,检材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规则,鉴定主体资质适格性规则和鉴定意见排除规则。完善专家咨询制度,适度改变公权力垄断鉴定局面,加强司法鉴定标准化建设。

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中的应用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促进了“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研发,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领域尤其是刑事证明中得到深度应用。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中的引入,以统一证据标准为核心,重点围绕证据标准指引、证据规则指引、单一证据校验、证据链和全案证据审査判断、要素式讯问指引和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展开。该系统具有辅助性、开放性、有限性等特点。统一证据标准使得“证据标准”这一概念具有了理论创新意义,它既区别于证明标准、又与证明标准紧密关联,属于证明标准的下位概念。证据标准化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法定证据主义倾向,实质性地侵蚀了自由心证主义。尽管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具有规范办案行为、保证办案质量、提高诉讼效率等作用,但应注意防范它在道德性、有效性和程序性方面所存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