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范扩张到实践跟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运行样态分析——基于169份生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日趋严峻的网络犯罪情势下,立法积极地进行回应性扩张,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基于生效裁判文书的分析显示,帮助信息网络罪在实践中呈现出适用率低、适用分歧大、独立评价功能不彰的"慢热"状态。本罪适用不足的原因来自规范和实践双重层面,既有立法与司法解释大面积竞合、网络犯罪罪名交叉导致的认定混乱,又有个案证据欠佳、司法机关立场保守等现实原因。为了激活本罪适用,应当遵循网络犯罪刑事政策理顺规范竞合的认定标准,通过"类型化区分+实质性判断"、强化对违法性帮助行为的惩治力度,辅之以网络犯罪刑事政策的传导、个案证据基础的夯实和专业型司法人才的培养,使司法实践与立法扩张同频共振,通过有效刑事治理遏制网络犯罪发展势头。

互联网金融犯罪实证研究——以五种互联网金融业态模式下的312个案例为样本

技术发展迅速,互联网金融犯罪呈现多发态势。司法实践中,互联网金融犯罪认定罪名不一,量刑在各罪内分布程度不同。原因在于,定罪是法官对行为的判断和对法益的选择过程,并受到现行刑法的限制;而量刑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涉案金额和量刑情节。实务中,法官应当更明确行为的认定,将客观行为优先于主观状态,清晰认识互联网金融犯罪侵害的法益,以涉案金额为量刑的主要考量因素;对于刑事立法而言,应减少刑法及司法解释中的模糊规定,并考虑将部分酌定情节法定化,以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电信网络诈骗中罪名认定争议及其教义学应对

对近五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种犯罪的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关联犯罪上下扩散、罪名群内部认定混乱、帮助行为定性分歧等问题,而这主要是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益、行为要件、既遂标准的不明确所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即在财产法益之外还有网络公共秩序法益。法益复合性决定了单以诈骗罪无法完整地评价电信网络的诈骗行为,既有的司法解释忽视了电信网络诈骗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采用拟制方式将其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考量,导致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时无所适从。因此,必须通过教义学的途径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行为的罪名归属,从而妥善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难题。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事判决实证研究——以2015-2018年335份相关生效判决为样本

经过两部刑法修正案和一部司法解释的修订与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罪状模式和刑罚规则已较为完整。然而随着数据产业的深入发展,通过对该罪335份生效刑事判决的实证分析可知,个人信息犯罪刑事规制存在保护法益滞后、法人责任追诉缺失、信息认定规则模糊、罚金刑适用差距大和缓刑适用不确定性高等主要问题。对此,应确立个人信息权为保护法益、优化法人责任结构、细化信息认定规则、完善罚金刑裁量标准和为缓刑适用注入确定性,以期进一步提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规制的实效性与法治性。

我国裁判说理制度的失衡及理性回归

裁判说理对于司法判决必不可少。完善的裁判说理制度对于构建公众的司法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实乃在制度框架内对社情民意的有效回应。然而,裁判说理在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却呈现出法理缺失、逻辑混乱等一系列问题,一定程度上掣肘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通过梳理我国裁判说理制度之发展脉络,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导致我国裁判说理困境的现实成因、学理误区,从本体建构及配套机制双重向度,指明我国裁判说理制度的完善路径与具体对策。

裁判文书“说理难”的现实语境与制度理性

政治制度传统、公民社会养成、法治思维信仰、司法权运行机制以及法官专业素养、责任承担方式等诸渊源性要素均可折射到裁判文书说理的视域。当前,我国裁判文书说理相关学术文献研究普遍存在问题意识复杂、惯性思维束缚和脱离司法实践的弊端,没有抓住司法实践中裁判文书"说理难"的本质。事实上,裁判文书说理绝不仅仅是法官愿不愿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能不能、敢不敢的问题。实践证明,法官因"累"无暇说理和因"怕"不敢说理,是困扰裁判文书说理的关键要素,推进裁判文书说理的制度构建和设计也应当围绕这两个关键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