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合、独立与规范:胶东抗日根据地司法检察机构变迁史研究

中共领导的胶东司法检察机构从无到有、从自发探索到依据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要求逐步完善、自觉发展,经历了统合、独立到规范的过程。蓬黄掖抗日民主政府时期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首个司法检察机关;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时期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首个相对完整的司法检察组织系统;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时期进入按照上级要求自觉发展阶段,司法检察机构不断扩大完善,司法检察制度建设逐渐正规化;胶东行署时期的司法检察组织系统逐步稳定、规范,探索建立了检察委员会,逐步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

对行政法检察司法解释的法理思考

行政法司法解释在我国行政检察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行政法检察司法解释具有哪些重要特点,具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在行政检察工作中应坚持什么样的解释目标和基本原则,应采取哪些解释方法,对这些问题必须从法理上进行正确回答。只有凝聚共识,才能有力有效地保证行政法司法解释在行政检察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支撑和保证行政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人之治”: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的司法检察与侦吏实践

黔东南是贵州苗族及侗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民国初年,黔东南民族地区始设司法检察机构,检察系统调整诉讼构造,规定检察官权责并完善检察内部体制。但在地方官吏的管理网络中,检察官"一人"的治理,容易造成滥用侦查权并消极结案的乱象。基于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检察组织的现实经验,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察官治吏,从而在中国本土的司法构造中发挥侦查文化的指导功能,并认真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检察法理论,总结在检察实践中如何规制司法官吏的权责、建设民族共同体等方面的问题。

功能型检察主导之理论提倡与司法展开

公平正义价值的社会需要、轻罪渐次建构的现实,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三者共同催生了我国检察主导理论。但现有检察主导理论越发倾向“检察司法化”,具体表现为于外援引西方看似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检察裁判权”既有范式,于内泛化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效用,以致撕裂“以审判为中心”和“检察主导”之间的客观联系。在中国司法语境和现行刑事诉讼模式构造之下,现有理论必然遭遇脱离文本的含义解读、诉讼模式的运行冲突、法治语境的制约失衡三重困境。因此,必须回归刑事诉讼结构本身,检察主导理论功能的证成也应遵循三个方面的要求:由权力分配的绝对走向功能主导的相对、从形式过程主导走向实质公正价值保障、从机械式程序衔接环节走向体系功能优化。

建构与生成:诉讼模式分化中的检察司法规律试析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混合式诉讼模式都是一种基于控辩双方的对抗而推进的对抗性司法模式。近些年来刑事司法领域自发生成的一种被称之为协商(或合作)模式的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正在弱化甚至消解。就这两种共存的诉讼模式而言,对抗是主导,协商是补充,是基于对抗模式的一种"模式分化"。这种模式分化折射出转型期检察司法应遵循的特别规律,即检察职能运行维度的社会性、检察司法理念上的政策指导型及检察权品格趋向的谦抑性。

司法改革背景下检察官独立办案司法化与检察一体行政化之间的冲突与解决机制

检察官独立办案司法化具有独立性、亲历性、被动性特点。检察一体行政化具有命令性、统一性、主动性特点。检察官独立办案与检察一体行政化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检察官办案的独立性与检察权的统一行使之间的冲突、办案的亲历性要求与检察权命令化之间的冲突、办案的被动性要求与检察权的主动性要求之间的冲突。域外的实质司法化、强化检察官诉讼职权独立性、充分协商平衡三种模式对平衡我国检察官独立办案与检察一体行政化之间的冲突,有借鉴作用。我国应按照保障、限制、调和的思路,全面、平衡、充分完善检察制度。

论民事检察监督的司法理念——基于现代民事诉讼理念视角

现代民事诉讼理念是实体与程序并重,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事检察监督的司法理念与现代民事诉讼理念并不冲突。因此,本文在简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基础上,从现代民事诉讼理念的视角出发,就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理念问题加以论述,欲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参与公益诉讼若干问题探析

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监察委员会后,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职能、职责亟需拓展与梳理,其参与公益诉讼调查程序的方式、内容及具体职责成为探讨的重点之一。如何将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工作职能嵌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活动是新时代拓展检察机关工作职能的重要方向之一。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应主动探索参与公益诉讼调查程序,推动立法完善,积极参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在具体的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中强化融合。

“检察一体”制度下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初探——以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视角

检察权具有司法、行政双重属性,司法属性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我国检察机关坚持的"检察一体"原则是检察权行政属性的体现,"检察官独立性"是检察权司法属性的体现。检察机关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的目标应是强化检察权的司法属性,亦即通过检察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改革,赋予检察官以独立性。然而一直以来,检察权以行政化模式运行,其司法属性易被轻忽,由此在改革过程中也引发了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明确检察权的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地位,理顺检察机关内外部关系,赋予检察官更大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让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地生根,实现司法改革既定目标。

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实践思考

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具有广泛的法律依据,对于自身履行检察职责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检察机关在接受人大监督的实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进.检察行为司法化,就是要引入对审听证的诉讼要素,使检察机关负责的审前程序具有司法要素,即形成弹劾制审前程序构造.检察人员管理行政化的问题由来已久,由于长期以来对检察人员管理采取简单套用行政人员管理的模式,造成实践中司法资源浪费严重、办案效率普遍低下、检察人员待遇不高等问题十分突出.检察人员去行政化的分类管理改革在此背景下展开,经过近十年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诉检察官制度是高检院推行的司法改革措施之一,具有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培养诉讼精英、符合公诉权司法属性等意义,但是近年来该制度发展出现“瓶颈”,究其原因在于对主诉检察官性质认识不到位、缺乏立法支持、权责利不协调等,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办案模式、协调权责配置及正确处理主诉检察官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以发挥主诉检察官制度优越性.作为一项“实践中的权力”,检察建议工作还有很多方面亟待完善,首要任务是完善工作机制.刑事诉讼监督要增强其程序的正当性,应契合现代司法理念,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构建诉讼监督的立案程序.

公益诉讼中司法警察职能定位研究

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监察委后,检察院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提起公益诉讼成为检察院的一项重要职能,在公益诉讼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面临诸如调查取证难等诸多问题。公益诉讼调查取证的主体主要是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和作为辅助性人员的司法警察。如何提高公益诉讼的效率、怎样使司法警察由“被动履职”转变为“主动出击”,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是当今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文章将开展对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参与公益诉讼活动的必要性、应用性的分析,并对赋予司法警察单独的侦查权的探究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论检察机关对“两法衔接”的法律监督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在我省“三打两建”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检察监督不到位，应有的衔接合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检察机关对“两法”衔接进行法律监督的法理基础上，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进路进行客观的探讨，以期有助于推进公权力执法的衔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和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现状的思考

行政监察是行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是行政机构制定的行政决策能否有效地予以执行的有力保证。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 ,社会变得日益复杂 ,承担社会管理的行政机构的任务也相应地日益复杂。行政活动如果缺少了行政监察这一环节 ,就很难做到快速行政、有效行政。因此 ,本文针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中国检察官司法的特点和风险——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观察与思考

检察官司法是相对于独立的法官司法而言的,其核心特征是享受公诉权的检察官事实上决定刑事案件的结局。从比较法上看,检察官司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日本的检察官主导模式,另一种是美国、欧洲等国家的检察官审判模式。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功能上赋予了检察官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决定权,其实质是中国版的检察官司法,蕴藏着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以及案件处理的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三大风险。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试图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某些“技术性改良”,但不太可能改变其作为检察官司法的特质。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效化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蕴藏的风险,将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长期课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的五个矛盾及其化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以下五个矛盾:一是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前提与压制型法之间的矛盾,二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合意基础与实体真实原则之间的矛盾,三是不规范的从宽处罚与刑事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四是“检察官司法”与法官中立裁判原则之间的矛盾,五是简化、速决的一审程序与续审制的上诉审构造之间的矛盾。出现这五个矛盾的原因在于,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环境的基础性诉讼制度不健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缺乏系统思维和整体考虑,相关的配套措施不完善。要化解上述矛盾,必须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刑事程序正当化水平;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公正与效率总体平衡的制度规范体系;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确保不因追求司法效率而损害司法的基本公正。

迈向新型的检察官司法?反思公诉权变迁

基于我国四部《刑事诉讼法》的变化,可以发现公诉权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主要基于免予起诉权的裁判性公诉权,在一定范围形成了一种有限范围内检察机关定罪的司法模式。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免予起诉,同时设立了酌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公诉权进入了整体缩减阶段。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附条件不起诉,公诉权有所恢复性增长。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创设了特别不起诉制度,并将量刑建议权纳入公诉权,公诉权迎来了新一轮强势扩张,基于量刑建议权的新型检察官司法得以显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行的背景下,这种新型、广泛适用的检察官司法模式将大概率成型。但如何确保其公正性、科学性,需要在考虑历史经验和观瞻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程序建设。

论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行政监察是行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行政机构制定的行政决策能否有效地予以执行的有力保证。行政活动如果缺少了行政监察这一环节,就很难做到快速行政、有效行政。因此,本文针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监察制度的一些建议。

检察机关司法权配置研究

检察机关行使司法权保证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为有效制止不正确执法行为 ,加强法制建设 ,应在检察司法权配置原则的指导下 ,完善我国检察司法权的配置。

论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体系的构建--兼与李建勇教授商榷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而司法体制改革有利于司法权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对法治中国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检察改革有自身的特点,检察院的"放权"是让检察权相对独立,这应是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设计的考虑因素。当前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改革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在放权方面应重视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之间的平衡,又要协调司法权独立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应落实员额制改革;应实现"权责利"的统一;在追责之前应重视司法责任评鉴;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也要与当下的诉讼制度改革相适应,回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出的各项要求。李建勇教授在"法治中国"笔谈中提出的有关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论检察机关司法警察职能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职能研究,是提升司法警察工作效能的要求,也是检察权顺利运行以及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要求。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职能包括执行或协助执行刑事强制措施职能、检察工作安全保障职能、监督职能。司法警察的职能内容体现了检察工作需要与警察职能的契合性,职能属性兼具从属性与相对独立性,具体职能工作有法定性与酌定性之分。目前,对司法警察职能存在职能认识偏差、职能履行不到位、职能履行保障不足和职能履行能力欠缺等问题。要使司法警察职能得到充分实现,应树立正确的职能意识,合法科学使用警力,加强职能发挥的体制、机制与行为规范建设,以及司法警察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