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评估与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精准化构建——以未成年人司法模式转变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司法模式转变开启了未成年人司法的改革路径,也促进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良性发展。风险评估理论和技术演进使风险概念成为未成年人司法和社会支持的沟通桥梁,风险评估成为共通工具,风险评估与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实现双轨耦合。基于风险评估构建精准化社会支持体系,需要以预防犯罪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共识理念,推动多机构合作的社会支持制度建设,探索使用本土统一的风险评估工具,将风险评估贯穿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全流程。通过风险评估对未成年人风险因素进行精准识别,推动各类社会支持资源实现靶向供给,助力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精准化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契约司法模式

契约精神从传统单一的私法领域逐渐渗透到了刑事诉讼法等公法领域。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回应了域外司法契约精神的时代发展需求,本质上是控辩双方进行的公私合作和协商合意。被追诉人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需要借鉴吸收民事契约和行政契约的合理之处,形成我国的契约司法模式及其治理机制。根据契约司法的基本原理和核心要件,契约司法成立并不意味着生效,原则上不允许双方轻易反悔。当存在使契约无效的情形时或者即便是契约已经生效,在不满足契约精神的诚实守信等原则时,法律赋予控辩双方一定程度和范围的调试权力和反悔权利。

司法模式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及其渐进式亲和

如果以二分法为基础,可以将司法模式在总体上分为国家模式和多元模式,借以探讨不同司法模式与社会工作的亲和程度与相互关联。其中,多元司法模式是多个司法模式亚型的集合,它们为司法社会工作预设了较大的介入空间。人类社会的大趋势是司法与社会工作的渐进式亲和,这将逐渐发展出关于审判、准司法、涉司法等具体领域的社会工作实务。

论修复性司法模式

与重惩罚的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不同,修复性司法模式,强调的是如何对犯罪造成的损害进行修复,而非单纯惩罚犯罪人。修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改革运动与一种刑事司法理念,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因此,其内涵关系真实性是否存在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同样,修复性司法在我国能否进入实务过程似乎还有一段困难的路要走,仍有待加强实证研究。

从中日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之比较看少年司法模式

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与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少年法院在制度的连接与案件分流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与严重违法案件的对应制度可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案件的处理与分流成流线型,最终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案件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对于中日两国实然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的比较得出结论:制定和实施具有司法法性质的少年法是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关键。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模式与司法组织探讨

当前,我国政策与立法及地方规范性文件实际上是大力提倡公权力主导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模式,对社会力量融入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秉持谨慎态度,法院职权主义适度强化,需要发挥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能动,未来的走向是,促使私人执法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模式从理想走向现实。如何加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司法组织与能力的建设,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转变环境司法理念,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保护理念,合理平衡生态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强化环保法官独立性,改良环保法官考核制度,提高审判人员和相关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建立法官与专家陪审员相结合的组织模式,建立环境案件专家咨询制度,因地制宜设置和调整环保司法组织,适时建立生态环保法院,比目前机械的设置环境审判组织的所谓环境司法专门化要内容丰富得多。

妥协与耦合——一个新司法模式的诞生

本文从中国的法律和传统的关系出发,对陇县人民法院"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的原因进行探索,认为这是我国目前以司法机关与社会进行互动形式下的民间伦理的一种非制度性填充或是表达,对于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利用博弈论对这种模式的规制作出阐述,最后通过对于负效应的分析,提出这种非常态的模式的风险预估和发展趋向。

我国的社会现状与能动司法模式的建构

能动司法是指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动司法的关键是要回答面对疑难问题时司法是否可以突破既有法律的框架去寻求妥当的结论。司法模式的选择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双面社会结构和利益转型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司法必须走出"恪守法律"的泥沼而转向创新建立能动司法模式。建构能动司法模式的价值指向是社会和谐,准则是法律工具主义,方法是权利先导机制。

反理性的司法模式及特征

在人类司法制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当时社会的一般理性的审判方式。这些反理性的审判方式， 在某些社会条件成熟的时候， 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以某种形式重现，

儒家文化对韩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影响——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文化在韩国一直保持了很好的传承,形成了近现代儒家刑事司法模式。尽管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新近韩国刑事司法模式融入了大量英美法元素,但儒家文化色彩的淡化并不意味着退出,相反,儒家文化引领着韩国稳步地实现了刑事司法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我国应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社会主导地位,以儒家文化为立场与方法,将完善司法制度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以创建社会和谐为最终司法目标,以主体视角审视自我需要和其他刑事司法模式,注重局部法律功能与整体法律功能的协调一致,采取适时局部调整与系统整合相结合的立法方法,不断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英国治安法官制度对我国基层司法模式改革的启示

英国治安法官由最初颇具行政色彩的地方官吏,历经变迁,逐步成长为具有现代化基层司法模式的典范,在英国当前基层司法中作用突出。我国基层司法模式与英国治安法官制度颇为类似,因此我国可吸收英国经验,从法官分流、职能分化、明确基层司法职责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最终实现基层司法模式的现代转型。

RBR司法模式研究

RBR司法模式乃"执果索因"司法模式之简称,它具有各种科学上的深层依据,在实践中有其发生的必然性。该模式在中外司法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同时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赞成或异议者皆有之。在有关该模式的描述或争论中,无论是发现者、倡议者还是异议者,并没有清楚说明该模式生效的条件、作用的方式和功能的边界等基础性方法论特征。值得指出的是,该模式在中外方法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或价值,并且也给予中外方法论学者以若干重要的启示。在对该模式的方法论特征和地位给予细致梳理的基础上,可以"假说—检验法"重构之,以克服其在知识谱系上的若干负面影响。

当下中国自主型司法模式生成的法治基础——以“能动司法”为样本的分析

能动司法的兴起,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紧密相关,也与法治中国道路的不断探索密切相联;既因为法院文化建设逐步受到重视为能动司法的深入实践提供了法文化软实力的支持,也由于传统中国司法文化的现代价值为能动司法的形成与实践提供了历时性的法律资源。可以说,是这些复杂而综合性的法治因素和法治力量共同作用下,催生了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司法模式。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既要重视这些法治因素,也要充分尊重、培育和利用这些法治因素。唯有此,才能顺利的推进司法的自主型改革与发展。

论少年刑事审判制度的恢复性司法模式

由于恢复性司法模式和以“教育、感化、挽救”为目标的少年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相吻合,因此,前者应该成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使刑事司法力量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干预达到最优的效果。文章从我国少年刑事审判制度的弊端入手,探讨了如何进行改革以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问题。

论恢复性司法模式在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引入

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引入恢复性司法,让未成年人认识到自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动承担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社会责任,消除对被害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能够帮助未成年人重回社会,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恢复和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

修复性司法与刑事司法模式改革

修复性司法是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修复性司法的公正、效率和人道价值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要求基本一致。修复性司法体现了我国刑法追求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目的。

社会的变迁与司法模式的转变——转型中国基层社会的纠纷处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场景下,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其功能正从单纯的解决纠纷走向为基层社会提供规范供给,重构基层社会规则体系,强化基层社会制度的正统性基础这一关键层面。这种新的司法模式不仅要求将法官个性化的办案经验体系化,以解决具体的纠纷,而且要促使基层社会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相互尊重与合作,最终达成一种立基于多元规则相生共存之上的规则共治。

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

恢复性司法旨在恢复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被告人和社区创伤,恢复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模式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双保护"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统一的。"双保护"原则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首要原则,基本含义是未成年人司法既要注重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未成年人,并使二者有机结合。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矫治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所提倡的"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刑法谦抑主义包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三是刑法的宽容性。通过恢复性司法,犯罪人将不用承受牢狱之苦,而由其他方式如赔偿损失、社区劳动等来代替刑罚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