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审查的实践逻辑与理念反思:司法法及其中国未来

中国式立法审查体制存在许多亟待完善之处。中国立法审查机制与司法审查机制并非一般认为的二元对立,两者实质上拥有共通的法治理念逻辑。开掘立法与司法均衡的制度资源,制定专门的《立法审查法》和统一的《司法法》,是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

德国司法法律制度考察录

今年四月,我随最高人民检察院代表团去德国参加“中德司法研讨会”,为期六天。期间,听了德方介绍,看了一些资料,现将所见所闻所阅的德国司法法律制度有关情况书之于后。 德国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司法权”属“三权”中之一权,故严格意义上的“司法”

我国司法鉴定立法涉及的重大问题研究

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为司法鉴定领域内唯一的专门法律性文件,其颁布与实施初步实现了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但随着目前法治的进步及司法鉴定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亟需法律予以规制,司法鉴定立法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司法鉴定立法不仅面临着《决定》制定中遗留的老问题,亦交织着《决定》施行后衍生的新问题。需要在已有制度运行基础上,对司法鉴定立法涉及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来予以探讨,以期能够逐渐形成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和相对成熟性的立法共识。

对行政法检察司法解释的法理思考

行政法司法解释在我国行政检察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行政法检察司法解释具有哪些重要特点,具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在行政检察工作中应坚持什么样的解释目标和基本原则,应采取哪些解释方法,对这些问题必须从法理上进行正确回答。只有凝聚共识,才能有力有效地保证行政法司法解释在行政检察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支撑和保证行政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法源视角下“司法造法”问题

“司法造法”的现实存在和司法机关的拒绝承认构成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现行研究多聚焦于“司法造法”的存在形式、国内限制以及国际实现路径,鲜见文章从法源视角综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司法造法”实践分析。法源视角下的“司法造法”问题可以分为法律适用和习惯识别。前者涉及国内的个案造法和司法解释,以及国际司法机构的条约演化解释。后者涉及国内习惯识别标准缺乏和国际习惯的肆意认定。就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法条自身的设立滞后和言语概括属性,以及习惯识别的证据和标准缺陷。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在国内法层面进行法源条款改造和民法案例群方法引入;在国际法层面,可以通过条约演化解释尊重条约上下文、目的和嗣后行为并强化例证运用的形式,顺应国际法发展趋势开展“司法造法”。

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及其在中国的贯彻实施

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是国家相关职能机构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的基本遵循,对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联合国通过条约、规则、意见等法律文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主要包括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非歧视原则、双向保护原则、教育感化和惩戒相结合原则、公正审理原则、档案保密原则、相称原则以及非监禁化和最低限度标准原则等。为进一步贯彻实施联合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法、发布未成年人司法政策、提高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水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

制定《司法鉴定法》若干问题思考

我国专门针对司法鉴定领域的法律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5年2月28日通过、2015年修正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于推动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完善行业发展体系和提升司法鉴定质量公信力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以及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鉴定领域的一些瓶颈性问题逐步凸显,如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准入门槛、登记许可程序不统一,司法鉴定行政管理的双轨制、司法鉴定标准化管理归口冲突、全国性行业组织建设与自律管理机构缺失,司法鉴定公信力缺失等问题。现有司法鉴定法律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行业健康发展的需求。对于涉及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与诉讼法等法律的衔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权利等方面的问题亟需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调整。研制出台《司法鉴定法》以提升司法鉴定领域法治化水平迫在眉睫。从立法需求、立法资源、立法难点出发,对司法鉴定国家立法的可行性进行论证,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梳理司法鉴定国家立法应当关注的焦点问题,并给予具体建议。

晚近国外少年司法改革趋向与中国之少年司法改革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萌芽,到近20年来不断取得斐然成绩,正稳步走在颇具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发展改革之路上。这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统筹协调,也得益于理论研究创新与各地各部门的实践探索。而与此同时,不应当忽视我国当前少年司法改革呈现出非系统性、非独立性的“零散式”改革发展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下严惩的网络社会呼吁,国家对于少年司法理念的福利核心与保护模式,产生动摇甚至出现矛盾立法。另一方面,缺少专门、独立少年法的顶层法律支撑,无法形成全社会共识与全部门联动的整体性系统改革。对此,通过就晚近国外及部分地区少年司法改革最新动向的研究发现,国外代表性的独立少年司法国家都曾有过严罚的实践尝试,但大都以失败告终,而最终又回归到福利主义、保护主义的原有道路。这表明,我国的少年司法改革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福利理念和保护主义模式,同时尽快形成专门独立的“少年法”,以推动中国特色少年司法体系的完全独立发展模式。中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系统、有效治理需要少年司法,中国也有能力建成独立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

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司法造法性与政治异化——以有关民族自决的咨询意见为例

国际法院是界定和解释国际法的权威机构,其咨询意见对民族自决原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面对民族自决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的潜在冲突,相关咨询意见的法律解释显示出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主权的实践,这种不确定性是咨询意见中法律与政治逻辑的外在体现。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在原则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它的司法属性与法律权威性不仅在事实上影响了国家行为,也进一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从而显示出一定的司法造法性。然而,在特定情形下,大国政治通过影响咨询请求的提出、国际法官的构成、法院咨询管辖权的行使等侵蚀了国际司法公正,使得咨询意见的司法属性发生消极的政治异化。作为和平发展的大国,中国应正确认识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软法化及其对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充分利用国际法院咨询程序进一步推动国际法治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司法鉴定法》的立法价值与建构逻辑

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实现国家司法鉴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存在的理念片面化、体系复杂化、法律碎片化等问题,亟需一部综合性的国家层面法律予以消解和纾困。我国制定《司法鉴定法》已经具备了必要性、可行性与正当性。《司法鉴定法》通过整合和协调从而实现法律的秩序价值,通过衡量和补偿从而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司法鉴定法》应当采取“单一制+分层型”的立法模式。在具体制度构建上,《司法鉴定法》应当通过构建“管理+程序+审查+责任”的四组制度体系完成对我国司法制度的嵌入。

司法“造法型”权利生成的法治逻辑

司法是权利生成的重要环节,司法权利生成具有复杂的现实形态,“适法型”权利生成并非全部。“造法型”权利生成是以个案渐进的累积方式解决民众权利需求与供给矛盾的重要方式,也是司法权利生成正当性的论争焦点。厘清其法治逻辑,有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挤司法权利救济体系及救济能力现代化。与兼顾法治形式之维与实质之维的“良法善治”的法治理念相吻合的“规范-价值-事实”的多维法律概念观统合了司法“造法型”权利生成正当性的经典理据。适度司法义务论从“禁止拒绝裁判-依法裁判-裁判论证”的司法义务阶梯性上证成了司法“造法型”权利生成,更从“司法不为与司法不能、规范封闭与认知开放、价值引导与程序规制”角度诠释了司法“造法型”权利生成的法治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完善了中国刑事法律体系,顺应国际司法协助规范化要求,为打击跨国犯罪、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提供了立法支持。解读《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主要特征,明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及拒绝提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情形,有助于全面把握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及法律架构。

刑法司法解释的限度——兼论司法法之存在及其合理性

刑法司法解释的限度——兼论司法法之存在及其合理性●陈兴良周光权司法解释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关于司法解释发展史的研究业已表明，人类对法律解释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使它跳出了“绝对禁止法官（院）解释立法”①的囚笼。因此，各国司法机关当前都在广泛运用刑法...

股东贷款的后端规制:破产法与公司法的衔接与联动

我国现行法对股东贷款制度供给不足,破产法较公司法规制具有优势,既便于实施,又不至于突破原有体系。借鉴德国法“替代资本”原则对“公司危机”时间节点的分类考虑,在公司具备破产原因前适用“自动居次原则”,在公司具备破产原因后适用“衡平居次原则”,并需要破产撤销制度与破产申请义务的配合。完善公司法配套制度,加强信息供给、确立加速到期制度,弥补规制空白,实现公司内外部治理中市场化、商业化判断。

方法问题即宪法问题?

二战后,法学方法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学教育中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关于法学方法史的讨论更为寥落,甚至成为禁忌。当代法律人掌握了很多方法论工具,却对这些方法在历史上的“法律政治”后果毫无所悉。德国极权时期(如纳粹)的沉痛教训不应简单归咎于法律实证主义,当时盛行的客观解释方法也应负很大的责任。法律的客观目的只是浪漫的虚构,法律文本的客观意义并不存在,故客观解释相当盲目,释法者可以借此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或者“时代精神”注入法律。德国极权时期的法律人将当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注入法律,对法体系重新解释、整体改造,使法律沦为政治的婢女。需要强调的是,方法问题关乎宪法:法官受法律的拘束是民主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以解释之名行造法之实,法官自由选择方法来追求所欲的结果,法律在被法官适用之前根本不存在的“自由法”观念,等等,方法上的恣意违反了宪法所要求的民主、平等、权力分立与法治国原则,使得司法过程不具有可证伪性和可检验性。司法造法是必要的,法官法的法源地位应得到承认。但法官不能以客观解释的名义恣意造法,而应坚持方法论的诚实,为造法行为承担更高的论证义务:只有证实漏洞存在,或者在对立法目的进行历史考察,并证明当下的情事与价值确已变迁时,才可进行造法。造法的内容也要受到宪法的控制。

司法独立的几个问题探析

该文以司法独立为中心论题 ,论及司法独立的内涵、司法独立与领导的关系 ,重点说明制定司法法 ,以实现司法独立。

我国军事司法立法形式探析

选择适宜的军事司法立法形式 ,是充分发挥军事司法立法作用的重要前提。在分析外军军事司法立法形式的特点和我国军事司法立法形式的不足的基础上 ,提出了制定《统一军事司法法》的建议。

试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

目前 ,司法改革在我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但是这些改革大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 ,而不是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方式 ,在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 ,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本文主要对零口供、提前介入、不起诉听证、少年犯罪案件指定管辖以及合议庭评议公开等改革举措作简要评析 ,并对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的司法造法、突破法律进行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

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司法哲学之可能走向

文章通过对"司法能动主义"的概念来源和相关制度背景的考察,认为其前提是司法审查权的获得。同时指出,这一术语的语义语境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偏差和误解。从而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能动主义哲学观不可能成为中国司法机关的哲学观,其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的主体、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以及法律解释的情形等方面都不允许中国的法院或法官遵循司法能动主义的哲学观。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法院的司法哲学的可能走向就是严格遵循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进行相关的法律适用。

未成年人司法法的中国方案及其未来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法的发展历经三十余年,呈现出复杂变化的趋势。比较各国法律,福利系未成年人司法法所不可背弃的部分,也是未成年人司法法的旗帜;建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经成为各国未成年人司法法的共识;监狱法、社区矫正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专章性的规定使得针对未成年人保护专门的司法性法律缺乏系统性;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为未来中国建立一部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法奠定了基础。在具体内容上,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呈现从审判先行到检察凸显的演变模式;在模式上,传统的狭义刑事司法日渐式微,进而走向囊括被害人救助、特殊教育矫治措施、民事及行政案件等的综合性未成年人司法法;在体系上,充分发挥社会支持体系的作用,构建广义的未成年人司法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