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的理性化——以司法目的合规律性为核心

理性是一种寻求有效方法达到目的的能力。而在确定行动目的时重视并遵循规律是人类理性的一般表现。中国司法正处于制度变迁之中,每一次政策变动都引发司法功能定位和目的调整。"十八大"把司法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主线是回归司法规律,并把全面建设法治国家作为发展战略。这表明国家治理结构正在向常规治理转型,司法的功能随之调整,司法目的也校正为"公正解决纠纷"。把公正解决纠纷确定为司法目的不仅是中国司法改革自我探索的结果,也符合一般司法规律。中国司法的理性化就是要瞄准这一目标,解决公正与效率、政治正确与专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与保持中国特色等两难问题。

《公司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功能重释与司法适用

《公司法(二审稿)》对《公司法》立法目的条款进行了增订与完善,该款的法理本质、司法适用与功能发挥等问题亟待厘清。宏观上,立法目的条款塑造了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品格,为公司法修订提供价值指引;微观上,立法目的条款对于公司法案件裁判亦具有指导功能。《公司法》立法目的条款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特有现象,在规范层面,《公司法》立法目的条款能够促进企业家精神弘扬和经济增长,促进公司、股东、债权人、企业家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层面,针对形式援引和场景单一的问题,应当引导《公司法》立法目的条款的有限司法适用,采取适当利益衡量方式进行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围绕立法目的之要求,为公司创新发展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论刑事司法的目的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司法的目的具有多个维度,保护被害人权利应纳入刑事司法的目的之中。刑事司法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对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提出的挑战。恢复性司法这一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它既有效地保护了被害人的权利,也最大限度地符合了刑事司法的目的。

环境司法的效能、目的与个案公正的生成——兼谈当事人的正义观及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环境司法活动近年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其价值理念的走向值得关注。当前在该领域需要特别注意：保护环境是环境司法的价值之一，但并非环境司法的目的。环境司法作为司法活动之一种，应以司法的目的即保证个案公正为价值依托。环境保护的目的正当性并不能成为环境司法中责任承担与利益分配的裁判标准。法院在对环境行政案件或环境刑事诉讼案件的司法裁决中，不能因环保、公安等行政机关或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基于环境保护目的正当性而降低其司法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环境司法活动在外观上虽具有环境保护功能。但在本质上仍然是在既定司法程序控制下的基于个案得到公正裁决的纠纷裁判生成系统。当事人的正义观念对环境司法活动的时空射程会产生重要影响，未来环境司法活动中需注意当事人与司法官两者之间正义观念的弥合．促成共同正义观念的生成，提高司法裁判的社会接受程度。

论司法观念的转型:从工具型到目的型

司法观念的现代化是司法现代化的先导,它要求摒弃工具型司法观,走向目的型司法观。工具型司法观从本质上否认了司法自身独立的价值追求,具有很大的现实危害性。它表现为维护封建皇权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经济建设的工具等。目的型司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司法观,强调充分保障人的权利,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2004年宪法修正案为目的型司法观的构建奠定了宪政基础,但这一司法观的构建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走向目的型司法观

司法观念的现代化则是司法现代化的先导,它要求摒弃工具型司法观,走向目的型司法观。工具型司法观从本质上否认了司法自身独立的价值追求,具有很大的现实危害性,它表现为维护封建皇权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经济建设的工具等。目的型司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司法观,强调充分保障人的权利,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2004年宪法修正案为目的型司法观的构建奠定了宪政基础,但这一司法观的构建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数据主权视阈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及中国因应

“业务目的数据跨境”与“执法司法目的数据跨境”的互动关系使得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呈现出分治和协同并存的特征,美国“长臂管辖”和欧盟“充分性判定”的规制模式均忽略了该特征,造成数据跨境监管协作不充分,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话语权。鉴于此,文章以数据主权为视角,梳理了中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基本思路,剖析各国数据主权战略对两类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的影响及动因,旨在寻找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共同关切。以此为依据,文章从规则体系与实施路径两个层面提出了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的中国方案。

域外司法改革的价值诉求与目标取向——以日本和英国的司法改革为例

司法改革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浪潮。从价值层面对域外司法改革活动进行分析,能够清晰地发现司法改革过程中包含着司法目的价值与司法形式价值之间的共生互动。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只有在恪守司法形式价值这个基准的前提下,去追寻司法目的价值,才能在合理、有序的框架下推动司法改革,从而建立完善的司法制度。

法律方法之基础:司法能动性

司法能动性的悄然崛起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司法能动性作为法律方法的基础 ,是司法权的重要特征之一。司法能动性是法律价值要素、法律原则要素、司法过程要素、司法目的要素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方法基础的司法能动性 ,为法官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

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强度之检讨

我国法院在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强度方面存在差异,具体体现为"是否存在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实质履行了法定职责"这三个审判基准上的不一致。这反映出我国理论上存在秩序性审查模式与合目的性审查模式两种理想类型。从国外的司法实践中看,英、美、法、德四国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都具有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制度装置。鉴于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将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合目的性审查模式引入制度的条件,下一步在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完善上应立足于司法审查标准的细化、区分合理性与专业性审查、完善不同层次的义务来源体系、考量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程度以及进行必要的理论借鉴。

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理念体系

近年来,法学及司法界对司法理念的研究,认为司法理念是对司法现象的考察而得出的理性观念,对司法实践有指导作用;并将司法理念划分为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程序等次层的司法理念,将司法公正同司法效率等并列起来。司法的本质就是追求司法公正,为了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在司法效率、司法程序、司法平等等方面建立起应有的标准。司法理念是以司法公正为目的,以其他的层次司法理念为手段的理念体系。

价值判断的客观化——对法律方法论根本难题之破解

可以说,价值判断之客观化是法律方法论上的一个根本难题。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在本质上是一个判决的可预期性问题,由此揭开了人们探寻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之序幕。实证主义、本质主义和个案主义等进路各有优劣,必须在"适合个案"原则的指导下予以安排和协调。由是亦揭示了诸如文化、程序、规范和事实等有利于价值判断之客观化的因素,在"司法目的"的指引下亦可整合达成前述目的之机制。

天眼与天平:中西司法者的图像和标志解读

中国与西方为其理想的司法者所造的形象各有不同。中国作为理想司法者标志的是铁面三眼的包公,而西方作为理想司法者标志的则是蒙眼持秤的女神。本文首先分析了司法的目的(追寻个案判决的妥当、同类案件判决的协和以及终极的社会理想),其次讨论了中西文化特质对于追寻此目的的方法所生的歧异(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为了追寻此目的,在理论、制度和实践方面的演变过程),然后谈到司法工作本质上的限制和司法者的功能,指出中西两种图像所表达的期望都有问题,应该加以修正。

司法功能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

为达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的司法目的 ,首先要依靠司法公正。而作为实体公正的司法公正与作为程序公正的公正司法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成为导致司法不信任的口实 ,从而影响人们对司法判决的信从。克服这一局限性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树立和强化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现阶段我国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缺失的现状几乎到了可怕的境地。必须正确认识制度权威、法律权威与法院权威、法官权威之间的关系 ,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确保司法目的的实现。

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碎片化及中国应对

从“执法司法目的数据跨境”与“业务目的数据跨境”相互作用角度出发,可以发现目前全球数据跨境流动体系的碎片化发展路径中,出现了新的分裂倾向。首先,大国博弈造成了出于防范外国政府获取数据的目的而限制境外业务开展及伴随的数据跨境流动。其次,美欧等国家试图就“执法司法目的数据跨境访问”基本原则达成一致,以此作为相互信任的内涵,意将不符合其政治司法传统的国家排除在“业务目的数据跨境流动”的圈子之外。再次,跨国经营的科技公司主动调适自己的跨境业务运营模式,减少或者自绝数据跨境流动,以适应地缘政治造成的压力。这三方面发展加剧了全球系统性分裂,并可能对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不利影响,需要我国及早辨识上述趋势并开展应对。

对刑诉法再修改的几点思考——以广东汕头刘宝和案为例

以广东汕头刘宝和案为切入点,对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系于多年发展变化下所取得的进步进行总结,对目前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并给出一定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