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视域下司法直觉探究

司法职业场域下,直觉是一种被法律人频繁运用却又难以察觉并言明的思维认知方式。它直接跨过所有分析推理步骤,以直接、跳跃的方式直达问题核心,得出即时判断。借助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观察这种司法活动中的直觉思维,它最终都以直觉判断的方式呈现。司法实践活动中的此种直觉判断的显著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内隐性、自动化加工与控制化加工的二重性以及同步并行性三个方面,同时受到信息量大小差异、法感差异以及认知加工方式差异三重因素的影响。

新老法律现实主义司法直觉的嬗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律现实主义借助当时的心理学理论对法律形式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指出司法主要是直觉而非推理,促使人们认识到了法律形式主义的不足。但由于当时心理学理论学派林立,派别之间还存在不少矛盾,致使法律现实主义出现了根基性的缺陷。后来,认知心理学的出现与发展,超越了以往心理学理论派别的论争与冲突,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勃兴提供了助力。

经验视域下司法直觉的理性反思

司法本质上是在未知领域中为案件纠纷探究一种合适的解决方案。司法直觉是被法律人频繁运用却又难以觉察并言明的思维认知方式,它是法律人思维中一种高级认知判断技能,建立在法律人群体后天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又与逻辑分析思维有密切的关联,是一种特殊的理性认识。在整个司法直觉判断模型中,法律人的经验是司法直觉判断模型的核心内容。

司法中直觉的影响及其偏差规制

在司法过程中,现有的理论大都认为法官能够以完全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能够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得出结论。然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验证了直觉机制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价值。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过程,很可能也是理性与直觉共同参与的过程。但是直觉在司法中容易出现偏差,因此,司法中需要培养理性的直觉与规制非理性直觉。

检察建议监督视角下的司法为民实践探索--基于湖北恩施检察工作数据案例

检察建议作为一种根植于中国特色司法体系的制度设计,是检察机关“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利,展现司法内在道德的重要途径。发挥好检察建议监督作用,是对法律惩戒的有益补充,既有利于对违法犯罪问题进行溯源治理,也有利于落实司法为民理念,从更深层面使社会公众形成司法直觉的价值认同。

法官裁判的“法感觉”

法官裁判案件要受到"法感觉"这一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直觉,"法感觉"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待决案件的审判结果。在迥异的两种审判模式之下,"法感觉"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法感觉"对法条主义审判的意义主要在于迅速准确地处理案件,节省时间和俭省信息处理费用;"法感觉"对后果主义审判的意义则在于帮助预测裁判的社会效果;另外"法感觉"对以整体性法律原则为依据的审判也适用。

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直觉选法及其克服——由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四终字第9号判决展开

司法直觉虽不可避免,但应予监控。冲突法的特殊规范原理使司法中的直觉选法在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裁判中较为普遍。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四终字第9号判决是近年来展现涉外选法技艺较为充分的判决,但在法律适用位序、先决问题及时际冲突的裁判过程中仍有司法直觉的残留。以之为鉴,更有助于凸显无形的司法直觉,精准聚焦以利标本兼治。外部规制路径是系统养成冲突法的意识并体系化冲突法的选法技艺,此为治本之策;内部规制路径是促进裁判选法说理的格式化、流程化和模块化,此为治标之策。如此内外结合,持续训练,才能锤炼出反司法直觉的抗干扰能力。

中国刑法学派形成的基本前提

引言是否能够形成独特的学派是衡量一个国家刑法学成熟与否的标志。刑法学者只有在具备学派意识之后,才能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找准切入点,就同一个问题反复展开观点交锋,对自己的主张展开充分论证,逐步形成对问题解决的确定思路,从而避免用司法直觉或朴素情感替代教义学解释和论证,在这种系统的刑法理论指导下,司法公正才有可能实现。

疑难案件法律发现的路径探析

面对疑难案件,法官在找法过程中,往往会借助于司法直觉,预先设定裁判结论,而后反向去寻找法律规范,即运用'结论式'法律发现模式。'结论式'法律发现的结果是否正确,受司法直觉是否存在偏差、法律推理过程是否存在思维定式等因素影响。因此,法官应正视司法直觉偏差,不断修正预设结论,并运用法律识别、法律解释、鉴别修正、漏洞填补等方法,确定可以适用的法律规范。此后,法官再将法律规范、案件事实、类案的处理经验等结合,不断佐证预设结论,排除不适当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