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探析

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鉴定结论直接关系着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司法精神病鉴定长期以来倍受人们关注。借鉴两大法系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的规定,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的配置进行了探析,完善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的配置。

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的反思

司法精神病鉴定作为判断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手段,其结果是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但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决定权却由司法机关独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无法自行启动。这种控辩失衡的启动权配置不仅违反正当程序,也不利于消除事实争议,具有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缺陷。过于职权化的启动权模式有着理论研究不足和受现实因素制约的双重原因。为此,一方面要增强辩方启动精神病鉴定的主动权,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救济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司法机关启动权的规范和监督。

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机制的完善

刑事责任能力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之一。某些案件中,行为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需要精神病鉴定结论的支持。现就我国现行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启动机制,现行启动机制存在何种弊端,以及如何完善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机制展开探讨。一、我国现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机制法官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权。《刑事诉讼法》第15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

我国司法鉴定启动程序模式的选择

基于目前实践中鉴定启动程序存在问题较多,并且立法相对滞后,如何完善当前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笔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对于完善鉴定启动程序作出尝试性回答。

审查起诉阶段司法精神病鉴定情况调查——以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检察院为例

现行法律规定中虽对审查起诉阶段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做出相关规定，但是实际实务中，由哪个部门负责提出司法精神病鉴定、提起的程序如何、鉴定机构如何确定、鉴定人员如何确定、鉴定意见如何审查判断等问题需要加以分析。鉴于国民法律意识的逐渐增强，对于程序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规范刑事诉讼程序，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迎合了社会的客观需要。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其启动糢式存在着过度启动、启动后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等问题,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为启动权分配不合理、启动条件规定不明、法官审查行为失范等。因此,应从合理分配启动权、明确启动条件、规范法官审查行为等方面完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

完善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新探

谁有权最终决定鉴定程序是否启动、决定由谁进行鉴定是司法鉴定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并影响着司法鉴定其他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说,鉴定启动程序是司法鉴定的关键程序。本文通过探讨西方各国在刑事鉴定程序启动权归属上的差异,寻求构建我国刑事鉴定启动程序的理想模式。

论我国民事诉讼鉴定启动权

随着司法鉴定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日益彰显。

一名警察的“精神病生活"

四川一名警察因不服“分离培训”,被一个不具备作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资格的机构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并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203天。之后他虽然又回到刑警队上班,然而“偏执性精神病”这顶帽子戴上之后,再也摘不下来了。《法制早报》王甘霖的文章,讲述了这个可悲而又荒谬的故事。

司法精神病鉴定基本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曝光的若干典型个案凸显精神病鉴定的混乱状况。实证调研发现,精神病鉴定自身的特征——对象的复杂性、过程的回溯性、知识背景的跨学科性、手段的有限性与结论的主观性,影响到其客观性与可信度。目前精神病鉴定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启动难、鉴定过程中医学与法学学科错位、诉讼权利保障机制欠缺、强制医疗制度带有行政化特征以及鉴定体制改革引发的问题。应当在坚持职权主义启动模式的基础上,对部分死刑案件增设强制启动机制,增设申请启动鉴定的上诉途径,细化启动考量标准;司法精神病专家与法律职业群体之间应当重新分工;应当增设被鉴定人由于鉴定导致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法定强制措施以及在专家辅助人的帮助下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强制医疗程序应当进行司法化改造并通过社会化途径加强执行能力;在鉴定管理体制上,应当取消现有鉴定主体限于医院的规定,恢复等级化的体系设置并建立鉴定人准入与培养机制。

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刑事公诉案件中启动权新探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法律只赋予法院、检察机关等主体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权力,却没有将启动的主动权给予辩方,尤其是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这使得他们失去了在刑事公诉案件中与检察机关为代表的控方一次合理对抗的机会,不利于实现诉讼主体之间的“控辩对等”,更不利于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刑事诉讼中作用的发挥。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形势潮流下,依法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权利,使得司法精神病鉴定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保障辩方的合法权益,实现“控辩对等”,也让案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法官心证与精神病鉴定及强制医疗关系论

纵向构造意义上的强制医疗程序应当分为"前置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和"强制医疗决定程序"两个阶段,后者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得以全新创设,鉴定启动权重新配置的改革则停滞不前。从"制度层面、理论演进层面、人身危险性司法判断和程序法角度"四个维度对新创设的强制医疗决定程序进行实证分析,学界将其作为保安处分定位的性质属于误判,该程序尚不具备程序法意义上保安处分的功能和价值,而是一个专门针对精神病人、以安置和保障为目的的医疗确认程序。法官心证能力在客观上型构了整个强制医疗纵向构造,可以将其概括为"法官心证——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模式"和"法官心证——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类型"因果关系律。根据该归纳,可以进一步演绎推理出三种代表不同心证水平的鉴定启动模式亚型。

司法鉴定的启动模式

在刑事诉讼中鉴定的启动是指由谁决定是否进行鉴定的问题,是鉴定制度的核心内容。本文对世界各国司法鉴定启动模式的利弊和变化趋势以及鉴定启动的目的进行分析后发现,法官控制符合启动鉴定的目的。同时为克服法官控制鉴定启动的弊端,应赋予当事人平等的请求鉴定权,并建立与之配套的技术顾问制度。

安康医院管理模式的创新(二)

安康医院立足在管理模式上的创新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刑法中原因自由行为的例外模式——基于中国实践的思考

针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罚模式,理论上存在的分歧主要围绕对实行行为定型性的松绑,以及对同在性原则的松绑这两条路径展开。我国学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鲜有研究者深入研究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规范和实践,尤其是对于例外模式的关注不足。通过对司法精神病鉴定以及审判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已经开始采取例外模式。基于该模式的正当性和不足,有必要对该模式进行理论整合和修正,除了基于法益侵害原则对责任能力的拟制条件做出更进一步的限制之外,还应将拟制后的责任能力统一限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从而避免刑罚过于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