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兼论中国《公司法》的立法完善

随着公司单一结构向集团公司等复杂立体结构的发展,中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经满足不了新时代的司法需求。中小投资者的诉权保护与股东诉讼的便利化成为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为此,以审判理念现代化为引领,发挥司法能动性,实质性地化解纠纷,选择科学法律方法——“类案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尝试认可受控小股东提起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客观上,切实地便利了小股东的诉讼,进一步优化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当下正处在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又逢中国《公司法》第六次全面修订之时,应当构建符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凸显中国公司法的正义性品格。

论司法能动性在环境司法审判中的应用

我国司法的能动性要求司法机关以人民利益为归依,在个案处理及其他司法活动中,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综合采取审判、调解等方式,服务、主动、高效司法,达成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与传统案件区别,环境资源案件审理客观上需要突破司法谦抑性及司法克制主义传统,主动积极地采用调研、查证、审判、调解等方式,并使审判活动、司法判决达成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这与司法能动性的基本内涵一致。环境司法能动性可应用在生态损害赔偿、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应对等领域,在适用上要求实现司法与立法联动、司法与行政联动等。

司法能动性何以实现?——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分析基础

司法过程中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司法能动性。我国主要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大量抽象性司法解释的方式来指引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适用,这种司法能动性的行使方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应当在纯化现有司法解释体制和审级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辅以判例,并逐步扩大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解释权。

中国司法能动性的开启及其规制——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为中心的分析

在法律方法演进的过程中,司法能动性的开启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必然,并将逐步地成为法律方法的基础。司法能动性的特征与司法被动性的特征并存而且统一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必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法律文明的进程。司法能动性之核心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安排往往通过证据制度来体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从多角度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彰显了司法的能动性特征。

论作为司法能动性之核心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为中心

司法能动性之核心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安排往往通过证据制度来体现。因此,对作为民事诉讼制度核心内容的证据制度的研究,可以展示司法能动性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从多角度明确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司法能动性的特征与司法被动性的特征并存而且统一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司法能动性必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法律文明的进程。

法律方法论视角下的司法能动性及其界限

2009年以来,我国法院系统一直在强调要发挥司法能动性。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能动司法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陇县法院‘能动司法模式'研讨会"上也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必须立足国情,提高司法能动性,坚持走专业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道路,不断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那么,何谓司法能动性?

论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

我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缩小法官权限、抑制司法能动性而进行制度构建的,但实践表明,将诉讼简单化为当事人双方对立,审判权无所作为,以维护“形式正义”,背离“实质正义”的所谓“正义”是不存在的,针对审判改革的现状,有必要进行反思．否定职权主义,绝对不等于否定法院职权的作用,而是需要对其加以规制,进行扎实而具体的程序制度构建．

一起劳动纠纷背后的中国司法能动性问题

"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工伤认定标准"与我国《劳动法》所秉承的"让每一个劳动者的权益在最大的合理化程度内得到保护"的立法精神相悖。面对条文的不合理以及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相关案件,我们必须放宽视野,在立法之外却又在法治之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借鉴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便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在对司法能动性的发展及其自身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国应当从规范司法解释和判例约束力两方面来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境。也只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法治。

和谐诉讼模式的司法能动性探索

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和消极性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但是过分强调司法的被动性、消极性,而弱化司法的能动性,将会导致机械司法、司法低能、弱化服务意识现象,不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正义。只有为被动性的司法权力注入一定的能动性,增强其活力,司法功能才会有效发挥。

也许正在发生?——对司法能动性已在中国发生的质疑

以欧美本源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之表现形态来衡量,当下中国法院尚不具有实际的司法能动性。从当下中国的法治发育程度看,司法能动主义也不适合于中国法院。相反,中国法院当前亟需的是以对立法文本、理念和原则之固守为内核的克制主义司法哲学。

刑事和解视角下检察官的司法能动性分析

刑事和解体现正义、秩序、效率等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是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创造性的司法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刑事司法政策目标。在法律空白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刑事和解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对检察官的专业素质、对现实社会的洞察力、对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司法能动性的传统资源——一个比较法学的分析方法

在阐述司法能动性的理论基础上 ,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与西方法律制度的比较 ,说明我国自古在司法制度上就有法官能动思想。对于认识司法审判中法官的能动作用定有裨益 ,从而对我国的相关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刑法解释的客观立场再述——以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刑法解释不可避免,刑法解释的立场是刑法解释目标作用后的结果。刑法理论历来有主观、客观和折中刑法解释立场。客观说是目前的主流学说,因为这一立场有效协调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更有利于实现刑法目的和功能。我国现为社会转型期,面对"司法危机"的挑战,理性的司法能动主义值得提倡。司法能动性理念体现了刑法解释的客观立场之内涵,有助于维护解释结论的可接受性和提高刑法的适应性。在有限度的司法能动性理念中,刑法解释的客观立场仍然要恪守宪政精神,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保证解释的合法与正当。

“民事司法能动性”解析

在司法政策引领下,民事司法能动性日益凸显。民事司法能动性是我国民事法官依法所享有的对个案进行合理解释、平衡、选择法律适用和填补法律缺漏的能力和权力。它既不同于公法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又与司法能动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并在主体、对象、方法、依据和目标具有显性特质。为确保民事司法能动性的规范、合理运作,应当从民事司法能动性的原则论、目标论、限度论、方法论和保障论着手,架构民事司法能动性的科学体系。

司法能动性的传统资源

本文在阐述司法能动性的理论基础上 ,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与西方法律制度的比较 ,说明我国自古在司法制度上就有法官能动思想。

司法能动性及本土化研究

司法能动性在不同的法治环境下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我国主要侧重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强调司法能动性是社会转型、时代变革的诉求。在司法能动性本土化的进程中,必须选择一种渐进、和缓的方式进行,同时在观念、制度、法律层面予以规范,保持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适当平衡。

法律方法之基础:司法能动性

司法能动性的悄然崛起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司法能动性作为法律方法的基础 ,是司法权的重要特征之一。司法能动性是法律价值要素、法律原则要素、司法过程要素、司法目的要素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方法基础的司法能动性 ,为法官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

中国司法能动性逻辑假设的破解：法官之诚信诉讼

中国司法能动性的发挥是建立在法官之诚信诉讼的逻辑假设之上。或许由于学者观察实践活动的区位局限，虽有诚信诉讼之论，但是学界尚未展开过法官之诚信诉讼命题的考察与讨论。滥觞于20世纪末的中国司法能动性不仅是法治的应然，还是法治的实然。法官诚信诉讼的回归破解了中国司法能动性的逻辑假设。同时，作为法官司法能动性重要逻辑前提的诚信诉讼之理论和实践证明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确立的必要性。

司法能动性的价值功能与限度——司法能动主义中国本土化之思考

司法能动性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积极应对社会现实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创造性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对案件做出理性判断并能动地服务社会的一种结果和过程。当代中国的法官应当发挥司法能动性,在裁决过程中充分考虑法律、道德、政策、经济等多种因素,使司法裁决等司法活动更加贴近现实,更加符合理性,更加符合法律精神。

司法能力建设的前提性缺陷及其突破——着眼于司法能动性及互动性的分析

由现行制定法的缺陷带来的我国司法能力建设的前提性缺陷,导致现行制定法与现实社会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冲突,这种冲突给法治特别是司法带来了破坏性作用。只有不断增强司法自身领域内的能动性和法运行机制内的互动性,从个案解决、整体解决、实质解决三个层次上入手,才能从根本上突破这种局限,促进司法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