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的司法补救

人权是人作为人所具有或者应当具有的一切权利的总称.这一概念包容性极强,层次也很繁杂,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道德性和法治性,应然性和实然性,抽象性和具体性.司法是保障人权最基本、最重要和最终的途径.但司法保障的人权仅限于法治意义上的人权,即法律权利,其前提是法院审判要公正独立以及政府行为具有可诉性.其基本理论基础是诉权或者获得司法审判权是现代法制中第一制度性人权.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权的司法补救也具有了重要的国际意义.最后简略谈谈中国的人权司法补救现状及努力方向.

公务员惩戒行为的司法补救

公务员惩戒行为救济制度是国家民主与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完善公务员救济制度 ,有必要改变现阶段完全由内部行政管理手段解决公务员惩戒纠纷的方式 ,以适用行政救济程序为前提 ,以司法救济为终结 ,积极纳入司法补救方式 。

论生态环境司法的功能递进——由补救性司法向补救性与预防性司法转变

生态环境司法的功能递进,系指由补救性司法的单一性结构向补救性与预防性相结合的共生性结构转变的过程。环境风险与生态破坏的长期潜伏性使对生态环境风险的司法救济与规制变得愈发紧迫。在矫正正义观念、原告主体资格、相当因果关系与科学不确定性等理论的束缚之下,传统的补救性环境司法体系难以应对欠缺时空具体性的生态环境风险,只有在补救性司法的基础上融入预防性环境司法的理念与机制,环境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生态环境风险的救济。在能动司法、风险社会与预防性正义等理论支撑下,预防性司法得以回应理论质疑、取得规制环境生态风险的手段正义性。应当从构建生态环境预防性私益诉讼、强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风险救济能力、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嵌入预防性救济功能等方面实现环境民事司法的预防性转向;从扩张原告资格、设定弹性管辖、放宽受理条件、延展启动时机、建立被告资格审查机制等方面实现环境行政司法的预防性转向;从设立生态环境危险犯、生态环境过失危险犯,将损害生态环境法益预备行为入罪化等方面,实现环境刑事司法的预防性转向。

构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条约的规范路径选择与实现悖论

在联合国层面制定工商业与人权条约是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进行“硬法”规制的重要探索。从规范的效用逻辑来看,构建国际人权规范的路径通常包含影响管控和损害补救两种方式。与传统国际人权文书制定路径不同,工商业与人权条约草案历经多轮谈判修订后日益呈现出浓厚的“损害补救主义”色彩,意图构建“跨国司法补救”体系,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包括支持条约起草的发展中国家的求偿诉求、国际人权法体系难以直接为工商企业设立人权保障义务的理论屏障、自愿规范的低效性导致的强化“硬法”约束趋势以及破除国家保护主义等深层次原因。工商业与人权条约的谈判过程客观上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以《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为代表的“软法”规范的反思适用,使得国家日渐重视企业供应链人权尽责国内立法和工商业人权影响的国际规制,同时也对条约谈判进程本身提供了改进反馈和机会。鉴于此,我国在主动投入工商业与人权的国际治理、积极而审慎地参与条约谈判的同时,也应加快构建我国工商业与人权尽责规范体系和多方治理体系。

中国环境治理中政府对公众参与的信任问题探析

针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学者们提出了众多参与模式。通过对不同模式的理念、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政府对公众不信任之境况。在当前政府主导环境治理的语境下，其他廖与主体能否参与进来以及在治理中处于何种地位由政府给予的信任程度决定。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应从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和司法补救制度等方面增进对公众的信任；而公众则应提高参与的专业化与组织化，赢得政存信任。只有政府和公众共同努力，才能消弭政府对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不信任状况。

环境治理中政府对公众参与的信任问题探析

针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学者们提出了众多参与模式。通过对不同模式的理念、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政府对公众不信任的境况。在当前政府主导环境治理的语境下,其他参与主体能否参与进来,以及在治理中处于何种地位由政府给予其的信任程度所决定。因此文章建议政府应从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和司法补救制度等方面增进对公众的信任;而公众则应提高参与的专业化与组织化,赢得政府信任。只有政府和公众共同努力,才能消弭政府对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不信任状况。

会计契约的监督与控制问题探讨

会计契约的监督与控制交易的安全包括交易前的信号显示与信息交流机制,交易过程中的行为监督与控制,以及交易结果的司法强制补救三个环节,通过对企业基本交易活动的规制,保障企业契约机制的正常运行,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完善

我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正处于积极准备条件正式批准和实施这一国际人权公约的阶段。值此之际，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写进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而在宪政意义上作为“人权保障法”的《行政诉讼法》，其修订已被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规划。无庸置疑，《行政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