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散公司制度下替代性救济措施浅析

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了法院可判令公司解散,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司法解散公司制度。但应看到,该规定仍过于概括,尤其是替代性救济措施的缺失,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造成对少数股东的不公平损害。故应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发展出一套司法解散公司制度下的替代性救济措施。

对公司法中司法解散公司制度的探讨

2006年1月1日修改生效的公司法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设立了诸多新的法律制度,其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为司法解散公司制度,对该制度笔者首先深入剖析了司法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其次,对司法解散公司制度所处的实践困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对该实践困局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文章对司法解散公司制度进行了综合的评价及分析,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司法解散公司救济制度的实证研究

作为公司僵局的救济制度,司法解散公司是指公司股东可以在公司出现法定情况时向法院请求解散该公司。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原告股东、被诉解散公司以及法院是三方主体,这一制度涉及着公司员工利益、各股东利益以及公司的整体利益等等。目前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存在股东之间不能协商一致以及调解措施局限性等问题,此为司法解散公司制度当下亟待解决且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为解决司法解散公司救济制度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在细化其他严重困难认定标准、强制收购公司股权、以及新增其他类型的救济制度方面进行探讨。

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实证研究

关于一份解散之诉裁判书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被解散公司的"经营管理困难"实质指向"管理困难"而非"赢利困境",管理困难的根源在于封闭型中小公司的股东人合性障碍导致的治理失灵。据此,将解散之诉的本质定位于治理失灵后的司法权介入,给予部分(少数)股东退出公司的低成本路径,更具立法论上的解释力,也得到裁判实务的经验支持。公司治理失灵的具体表象包括对立股东控制权势均力敌下的公司僵局与对立股东控制权势力悬殊下的股东压制,与此相对应,司法解散公司的事由也存在公司僵局与股东压制的二元化格局。公司僵局在立法论上被视为解散之诉的唯一事由,与裁判现实并不符合,但由于缺乏立法的明确规定等缘由,股东压制作为解散事由的事实在裁判中被淹没与压抑了。相关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都发现,将中国式股东压制也即"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添列为解散公司的事由,在我国存在现实的裁判规则方面的需求。由此,我国公司法应构建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二元"格局,涵盖封闭型公司人合性障碍的所有情形,为股东提供更具实效的救济。

略论以司法解散方式打破公司僵局

严格讲,我国公司法上并没有公司僵局的概念,旧《公司法》没有该项规定,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也没有出现公司僵局的概念,第183条是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的救济制度,但理论界通说认为它指的就是公司僵局。本文拟采用通说的观点,以新《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为基础,阐释我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僵局的具体规定及不足,介绍我国公司僵局的立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现行公司法规定下对公司僵局的具体认定。指出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的唯一打破公司僵局的方式:司法解散公司。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立法的完善

通过对130个司法案例进行分析,本文发现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183条解散标准的理解不一,一些法官在案件中将《司解(二)》第一条理解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细化标准;在判决是否解散公司时,由于调解原则不能弥补替代性措施的缺失,法官过度依赖"公司是否正常经营"标准,股东利益并未得到充分保护。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公司法183条与《司解(二)》第一条的关系定位不清晰,解散标准过于模糊与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的缺失,未来的制度设计应当从细化解散标准和提供替代性措施两方面展开。

中日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比较研究

本文以2005年新修订的我国《公司法》和同年日本公布的《日本公司法典》为比较蓝本,围绕公司司法解散的类型、司法解散请求权的主体、司法解散的法定事由、滥用诉权的防御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归纳出两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异同,提出在借鉴日本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建议。

公司僵局与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

公司僵局是公司运行发生障碍、停滞,导致公司瘫痪,进而威胁股东利益,它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对小股东所为的公司压迫不同。公司司法解散是解决公司僵局的逻辑结果,我国确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具有其价值考量,它是公司僵局和股东权益保护的必然结果,也是各种价值平衡与协调的产物。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完善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是为救济处于公司僵局的股东、弥补公司自治的不足。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规定,由于制度简陋,影响了其功能的正常发挥。我国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司法解散的替代措施、规定公司司法解散诉讼的审理和判决原则、建立防止股东滥用公司司法解散请求权的机制。

公司司法解散诉讼有关问题的实证分析

从实际案例可以看出,《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虽对《公司法》作了较好补充,但在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中还需准确把握好如下问题:需要对"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和"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进行准确的司法界定;准确理解"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内涵;解决好与诉讼有关的程序问题和司法解散后的清算问题。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探析——兼评我国新公司法第183条

我国新公司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对维护投资者权益,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导致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为此,本文在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进行价值及其法理分析的基础上,并通过对国外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进而针对我国现行公司法183条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具体的完善措施。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诉讼程序制度的构建

公司解散诉讼应由公司住所地法院专属管辖,原告股东的适格为法院立案受理公司司法解散的条件,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应为法院判决解散公司的标准。在解散公司诉讼中,应当设置调解必经程序,为防止滋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解散公司的判决生效后不得进入再审程序。

浅议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完善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破解公司僵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具体完善措施。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认定标准之重构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首次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司法解散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我国配套措施并不完善的情况下,适用它将需要更大的成本。要达到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积极作用,必须明确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认定标准,即不符合股东合理预期和百分之十以上股东同意等认定标准。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构建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是我国现行公司法中确立的制度。现行立法中只规定了解散的一种事由,即公司僵局,缺乏对股东滥权的规定。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亟待从公司法司法解释入手予以完善。因此,需确立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基本原则,对公司司法解释诉讼中涉及的若干问题做深入分析。

论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价值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完善的理论能更好的指导实践。以英国"公正合理清盘令"为确立标志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已有150余年的历史,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确立了此项制度。我国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在学界热议和实践的需求下应时而生,新《公司法》第183条对此进行了规定。本文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基本理论出发,重点探讨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价值。

论公司司法解散——对修订后公司法相关内容的思考

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加了公司司法解散的规定,这一规定为股东维护自己的权利提供了必须的手段。结合世界各国立法对公司司法解散的态度,我们在肯定这一必须的救济手段的同时,必须防止在目前的立法、司法背景下对这一解散请求权的滥用,法院在审查相关诉求时,应更多的利用替代措施解决纠纷,避免矫枉过正。

公司司法解散论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作为一种股东退出机制,为那些陷入公司困境的少数股东提供了有效的退出途径。许多国家公司法均对此做了明确规定。我国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也确立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但是,现行立法仍应从指导原则、适用之公司类型以及解散事由等方面加以完善。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刍议

在公司经营遵循资本多数决的情况下 ,国外公司法普遍赋予中小股东公司司法解散请求权 ,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与社会公正。我国法律对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存在立法缺失和规定不统一的弊端 ,为此 ,笔者建议借鉴外国先进经验 ,完善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法律研究

当公司陷入僵局时,解决股东矛盾和减少投资风险的理性选择之一是解散公司。笔者以司法解散为视角手,讨论了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对公司司法解散的条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