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程序视野下的法官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是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法官司法责任制又是司法改革的重中这重,正当程序是使法官司法责任制改革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因为只有用正当程序才能规制住审判权的恣意,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文章以正当程序理论为主线,结合我国现有的程序立法和审判实践,提出增设快速封闭连续审判程序,创立有限多元人民陪审团制度,同时注重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力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当审判程序,在最大限度上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检察机关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研究

理论界对我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探讨由来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系列制度性尝试。但囿于思想观念转变不及时、体制机制矛盾未解决、网络民意介入较强势等因素,我国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在初始阶段就呈现出泛化和随意化的趋向,同时存在追责难、追责依据不足等较为显著的问题。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亟须健全完善检察机关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在理念重塑上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顶层设计上使高位阶立法与司法规范性文件并轨推进;在原则把握上统筹兼顾职业尊荣与自我修复;在程序完善上建立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特别程序;在具体分责上追求客观公平不枉不纵的追责效果;在豁免与救济上慎重追责,体现和完善职业保障。

以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提升检察工作现代化

把好“方向盘”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检察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是检察工作的最高原则和最大优势,是绝不可以偏移的政治方向,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牢牢把好这个“方向盘”。

司法责任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厘定

作为法官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界定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司法责任制改革逐步推进的当下,此类标准愈发成为管控审判权能、健全审判流程,以及保护正当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基于此,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界定必要性的探讨,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与这一标准适用的具体要求,以主体、内容和合理性三个方向的讨论为切入,或可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刑事诉讼中的明晰提供较可取的路径参考。

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法理基础与实现路径

司法责任制是指依法选任的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人员拥有法定司法权力、对所行使的权力负责的制度。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司法责任制的法理基础是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司法权运行的特殊规律。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的五年期间,我们已经完成司法责任制基础性改革;党的十九大至二十大的五年期间,开始了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和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党的二十大以来,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此需要构建科学明晰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完善司法责任的确认和追究机制,完善司法权的制约监督机制,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基层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实证研究——以基层检察官惩戒体系构建为视角

2022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进一步明确了检察官在司法履职的过程中违反检察职责进入惩戒程序的一系列具体规定,此举标志着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和检察官惩戒制度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基层检察院作为检察工作的根基,常常面临着“案件多、人才少”致“薄”致“弱”的短板和硬伤,如何在“办案压力在基层”的现实情况下,以“专业追责+职业保障”的惩戒体系为抓手,实现转型升级和强基突围,就成为摆在现实面前的重大问题。构建基层检察官惩戒体系是基层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切口,通过剖析检察官惩戒制度的内部偏离和外部冲突,探索其矫正路径与调适思路,意在依托理论研判与实践反思,为检察官惩戒制度在基层实务中发挥应有作用提供方法和思路。

我国司法责任制的历史分析

中国古代的司法责任制在古代司法领域具有极高地位,内容丰富且覆盖面广泛,不仅涉及诉讼程序的各个方面,且规定严格,其制度的建立、发展经过历史的考验,展现出特有的生命力。通过对古代司法责任制度的深入了解,可以更进一步为我国现代司法提供历史借鉴,在我国几千年的法治历史中汲取经验,以帮助当今司法背景下的法官责任制度建设。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高检发[202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

论司法责任制下法官的多重责任

在一般观念及以往的研究中,法官的责任常被简单地等同于审判责任。但是,在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与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下,法官的责任在事实上超出了审判责任的范围。在新时代法治建设的中国,法官具有多重角色定位,履行不同性质的义务,因此也就承担着多重责任。作为司法审判者,法官承担基于审判职责的职务责任;作为公务员,法官负有政治义务,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作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法治社会的建设者,法官当然地也负有相应的社会义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论司法责任制

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对其他各项司法改革均具有牵引和统领作用。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司法责任制与司法民主制是相辅相成的,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应重视发挥合议庭、审判庭、审判委员会以及法官专业会议等司法民主载体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完善以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秩序、司法公信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关于司法和司法权、司法的价值和功能、司法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刻论述,为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司法本质和司法规律的轨道上有序推进。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司法责任制的完善

司法责任制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关系到司法改革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成效。中国语境下司法权包括检察权和审判权,司法责任可以概括为错案责任和违法办案责任;司法责任制的目标在于追求司法的独立、高效和公正。新时代背景下,司法责任制构建不仅应遵循司法内在规律,更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司法责任制的构成要件包含主体、行为、因果关系诸要素,对司法人员归责应建立完善的程序机制。

司法改革转型期的失序困境及其克服——以司法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为考察对象

司法改革转型期作为制度变革的过渡时期存在着一种失序的危险。这种潜在的危险受到司法改革的时间与空间、日渐发达的法律服务市场以及司法改革的行政化推进方式等三个宏观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转型期的失序困境主要源自于传统司法秩序中五对基本关系的失衡,其中包括人员数量与办案量、办案人员所承担的权责与待遇、入额人员与司法辅助人员、权力下放与权力控制以及司法事务与行政事务之间的关系。为了平稳渡过司法改革转型期,需要从时间安排、吸收民意和各界意见、统一规划司法改革推进节奏以及协调顶层设计与基层经验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进一步改善。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捕诉合一的合理根据及完善

在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背景下,捕诉合一的合理根据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整合、办案权限的下放以及追责机制的强化。捕诉合一的实效在于提高办案效率、强化侦查监督、保障审前辩护、减少审前羁押和强化监督制约。捕诉合一的办案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定倾向性问题。对此,完善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关键在于:优化捕诉关系,进一步开展逮捕案件司法化审查,细化对侦查的引导机制,平衡检察机关的办案节奏,明确检察官依法履职的监督机制。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侦查预审程序之改革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公安机关通过预审对侦查终结的案件质量把关,防止“起点错”。预审具有核实证据材料、统一证据标准、排除非法证据和监督制约侦查四项功能,应当由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具有丰富的刑事侦查实务经验,警衔级别较高、资格较老的警官主持。它作为侦查阶段的一种预备性审查,具有“准备性司法权”性质,应当保障辩护律师的了解案件情况权、讯问时在场权和听取意见权。预审结果导致刑事案件撤销,应当给予被害人救济。

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如何对检察官做到“放权不放任”?

中央政法队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要求健全司法责任体系,这是加强监督管理的重要措施。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出现了办案质量下降、权力失控、监管不力、“放权”不到位、追责难落实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应加强部门负责人的监督管理职能:一是通过权力清单对分管检察长、部门负责人和办案检察官的权利进行科学配置;二是赋予分管检察长、部门负责人对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不捕、不诉、抗诉等案件的审核权,充分发挥检察官联席会议的功能,优化统一业务应用系统(2.0版),强化司法责任追究;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对口业务条线的指导。同时,注意平衡员额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与检察长、部门负责人监督管理权之间的平衡。

司法责任制语境下的法律统一适用标准

司法责任制语境下的法律统一适用应从程序性的预防机制和实质性的判断标准来考虑,即应从法律责任和法律方法两个角度来判断法律适用是否应有统一的标准,法律统一适用沟通交流和评查等机制仅是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程序性机制,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应当深入研究法律统一适用的判断标准,并建立可操作的法律统一适用评价标准体系。法律统一适用核心标准应当包括:事实标准、法律标准、法律方法标准、法律程序标准和裁判结论五个方面。在案件裁决上应发挥法官的能动性,保持案件裁决与前案的统一,以为法律适用的统一形成标准性奠定基础。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

检察院司法责任制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权责关系的改革,是通过重塑权责关系,达到以"责"束"权"的目的。但这项改革未解决检察权运行的动力问题。职业化的检察官惩戒制度从根本看是一项重要的职业保护制度。我国近年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出现了目标背离,该制度有沦落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辅助性制度的可能。对此,有必要明确检察官司法责任制与检察官惩戒制度各自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从检察官惩戒审理程序、惩戒依据体系建设、惩戒措施体系完善等方面完善检察官惩戒制度,实现检察官制度的良性发展。

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以司法责任制为切入点

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如何改革,是当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大问题。而落实司法责任制则是这一问题中的突出难点。地方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局部改良及其成效和不足,成为准确定位审判委员会制度、科学评估司法责任制落实状况的注脚。以实践层面的地方改革和理论层面的定位、评估为基础,以落实司法责任制为目标,为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提出建议,也正是理论分析目的之所在。

解读司法责任制不可断章取义

司法责任制主要是解决司法权、司法监督权、司法行政领导权不分的状况,落实审判权、检察权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的规定。不过检察权和审判权虽然在我国同属于司法权,但仍有诸多差异,审判权对于审判者的独立性要求更高,因而对于法院司法责任制进行集中讨论就显得尤为必要。

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体系的构建及其与检察权属性之间的关系

检察权既有司法权的属性,同时也有行政权的属性。以前者言之,检察权的行使要符合司法规律,即独立行使;以后者言之,检察权要符合行政规律,即上命下从。这就涉及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问题。显然,当检察官行使的是带有司法权特性的检察权的时候,他才需要承担司法责任;当他行使的是带有行政权特性的检察权的时候,则无需承担责任或者只承担部分责任,向其发布指令者应当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中国检察权实质上是一种带有行政色彩的司法权,只不过这一行政色彩在过去被不适当地强化了。因此,今日的检察改革应当注重去行政化,逐步淡化检察权的行政色彩。检察官独立与法官独立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检察官独立是在检察一体化的大框架下的独立,因此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独立。这一认识是构建科学合理的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体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