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神活性物质犯罪在司法适用中的若干困境及其应对

通过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有关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犯罪在司法适用中遭遇诸多困境,例如:认定标准不一,挑战罪刑法定,管制模式单一,监测、检测和论证评估机制缺失,量刑评价标准不清晰等。为应对这些困境,建议确立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四性”认定标准,完善管制立法,创新多模式联合管制,实行新精神活性物质信息库追踪、化学品量大实名备案登记制度等联动监测机制、采取新精神活性物质依赖性或成瘾性等价换算制度,以实现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犯罪的准确定罪量刑。

规范羁绊与司法困境: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2013—2019年110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对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采用了“原则加例外”的排除模式,对重复性供述的“诱因”仅规定了刑讯逼供这一类非法取供行为,规范上存在排除范围过窄、认定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基于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110个刑事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适用率低,重复性供述排除不彻底的困境。基于此,一方面应拓展“诱因”范围,将严重威胁、非法拘禁等非法取供行为取得的重复性供述也划定在排除范围内,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排除无依据”难题。另一方面应将“例外情形”的判断与认罪认罚制度、驻所检察官制度结合,完善非法取供行为举证责任制度,以保证供述的真实性与自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