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司法错误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刑事司法错误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还较为模糊,其实,它是一个解释力和涵括力均很强的综合性范畴。司法错误与其他相关概念(包括冤假错案、误判、司法不公、程序失灵等)相比,不仅表述方式较为规范,语义内涵也较为适中。同时,司法错误还包容着程序性司法错误/实体性司法错误、错判无辜的司法错误/错放罪犯的司法错误、事实性司法错误/法律性司法错误、有过错的司法错误/无过错的司法错误等多元范畴。

论刑事司法错误的发生机理与现实危害——基于诉讼运行的分析

从诉讼运行的角度讲,"不枉不纵/程序合法"仅是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迷思,相反,刑事司法错误在诉讼现实中无可难免。这主要是因为,主观上,刑事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受制于人类的有限理性;客观上,刑事司法活动的开启与完成也受到认知规律和物证技术的限制,难以保障不枉不纵和程序合法。而刑事司法错误的现实危害却极大,微观上造成本案权益的损失与司法成本的耗费,宏观上则导致程序刚性的式微与国家信用的流失。

关于刑事司法错误的理论动向:背景、现状及意旨

司法错误是反衬转型中国司法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司法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诉讼法学界开始热烈研讨该论题,但晚近关于司法错误的研究动向却表现出感性、凌杂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现状困境。鉴于此,未来的理论走向不仅应张扬刑事司法错误在透视实践、变革制度、深化理论等方面的研讨意义,同时反思进路应更为实证、系统与本土。

公民对刑事司法错误的态度:布莱克斯通错误比接受度下降的意义

＂布莱克斯通错误比＂指出＂即使错放十个有罪者,也比错判一个无辜者好＂,这是一个著名的刑事司法审判原则。基于这个比例,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定罪准确性的法律政策,便顺其自然地产生浩瀚而复杂的宪法和法定权利,以及一套完整的法律和证据规则。但是,如果公众改变对布莱克斯通错误比的看法,不再支持这个原则呢？本文基于多项跨国研究,报告了有关公众对错判或错放是否危害更严重的态度。我们对从1985年到2006年不同国家进行的四次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再分析,研究发现,这段时间内公众对布莱克斯通错误比日益显著地反对。本文讨论了与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有关的意义,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于刑事司法错误的理论动向:背景、现状及意旨

司法错误是反衬转型中国司法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司法转型的宏观背景下,随着理论界对西方法治国家的程序制度经验,尤其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引介,程序性违法及救济逐渐受到普遍关注,刑事程序法学界开始以程序正义为理论基石、以程序制度的完善为研究契机,较为广泛地探讨程序性司法错误的防控,但晚近关于司法错误的研究动向却表现出感性、凌杂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现状困境。鉴于此,未来的理论走向不仅应张扬刑事司法错误在透视实践、变革制度、深化理论等方面的研讨意义,同时反思进路应更为实证、系统与本土。

协商性刑事司法错误:问题、经验与应对

协商性刑事司法错误是产生于协商性司法场域中的一种新型错案。与传统对抗性司法中冤假错案呈现出的控辩双方激烈对抗不同,协商性刑事司法错误具有协商性、自愿性等内涵与特点。协商性刑事司法错误以无辜者错误认罪为典型样态,其发生原因既有宏观价值层面的影响,也与协商性司法中权力(利)制约机制失衡有关。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全面推行,但实践中因认识错误、顶罪等错误认罪问题始终存在,未决羁押率高、无罪判决率低等问题也未有效改善,势必催生协商性刑事司法错误。有效应对方法是在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教义体系前提下,统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与发展,使两者相互促进而非悖离。

两种刑事司法错误的危害相当性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考察

"错判"比"错放"危害大,以及"宁可错放,不可错判",被认为是刑事司法的正义理念。然而,"错判"等于"错放"、"错放"大干"错判"也不乏大量经典学说和历史支持。如何评价"错判"和"错放"危害性的大小,是帮助刑事立法、司法、政策、教育认识司法错误的重要课题。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关于"错判"和"错放"危害性偏好的10732个样本,研究采用多种统计模型分析后发现:两种司法错误危害相当,任何一个危害偏好均不占优势;有弱者心理的少数民族和纠纷经历者,以及教育程度高的人倾向于认为"错判"的危害更大;犯罪控制评价、守法态度和司法信任对危害偏好没影响,偏好也不影响司法满意度评价。基于司法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和诉讼风险性,提出危害相当理论,建议坦然接受"错放"和"错判",从而防止两种刑事司法错误相互转化,消除冤假错案的危害观念,树立积极的认错和纠错态度。

证明理性化与刑事定罪标准之调整——基于防控司法错误的视角

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应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客观地讲,该证明标准在西方确实能最大限度地防控错判无辜的司法错误,同时还可以兼顾错放罪犯的司法错误,但却是以一套科学合理的证明机制为配套的。鉴于我国现实的制度语境,庭审证明标准能否松动不仅在于语词的改换,更在于语境的转换与配套证明机制之完善。

中国刑事司法错误的治理路径——基于转型语境的理论诠释

我国在治理刑事司法错误方面主要包括防治与认知两个层面。在防治策略上,主要采取变法路径,依赖法治化的制度变革求取冤假错案的减少,但却遭遇本土制度语境的强力抵制;在认知思维上,主要采取普法路径,通过对公民的普法教育,使其萌生权利意识、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但也遭到民众朴素正义观的强烈反弹。而防治策略与认识思维的局限均肇始于对转型语境的关注和兼顾不够,因此,未来中国刑事司法错误的治理路径应迈向一种语境导向的防治与认知,即在改革路径上,应兼顾理想目标与现实策略、制度能力与制度正当性、西方法治经验与本土转型语境;在认知话语方面,应调整法律人"居高临下"的论证策略,引导普通人的自觉反思。

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的合法性辨疑

合法性问题是人工智能参与司法决策的关键。对此,学界通常从道德主体性、权力合法性、司法错误归责以及程序正义等方面进行质疑,进而反对人工智能在司法决策中的运用。但司法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功能实现问题,其遵循的是有限理性框架下的实践哲学,这为判断司法人工智能的合法性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以此为根据来逐一考察上述合法性质疑,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司法决策只会强化而非削弱人类法官的主体地位,且不会改变司法权力的公共属性与独立运行;就避免司法错误而言,人工智能可能比人类法官做得更好,因此亦不应苛求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的绝对正确;至于司法错误归责问题,则可以通过法官、法院以及国家之间的合理分配而有效解决;最后,透明的算法决策可以保障而非损害程序正义。澄清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的制度构建,以及充分发挥司法人工智能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事诉讼二审中当事人撤诉权的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二审法院裁定准予上诉人同时撤回一审起诉和二审上诉的判例。类似判例的法律依据为新《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173条、第174条,法理依据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上诉案件可以不受限制地适用第一审民事诉讼普通程序,此即错误司法裁判通论。事实上,新《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173条、第174条并没有授权二审法院可以做出上述二审民事裁定。该错误的二审民事裁定本质上是能动司法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异化,浪费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效率,增加诉讼当事人双方的诉讼风险与诉累,消极影响了基层法院的同案审判。

来稿摘编

四川李永利在《国营企业承包者可构成贪污罪主体》文中认为国营、集体企业承包给承包者后,从表面上看,似乎整个企业生产、经营都属承包者个人的问题了,但从根本上说承包只是社会主义国营、集体经济的承包责任制形式,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经营方式上的管理层次,并未改变国营集体经济企业的性质,该企业的生产资料仍属国营、集体的,该企业的生产只是承包人运用国营、集体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在这种中介作用下进行生产,创造新价值。

民事再审程序之反思与重构

如果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再 审程序就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个关口。再审程序是为 了救济司法错误而设立的一项诉讼制度,是诉讼机制 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实现诉讼公正的目标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不可 否认,我国再审程序自设置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司法的公正。但随着诉讼理念更新以及诉讼法治化要 求的不断提高。

人工智能司法正当性的语问

从法理学来看,人工智能司法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可行性问题,更应该关注正当性问题。人工智能司法优势的讨论不能代替其正当性的证立。对此,有学者试图从司法主体、过程、手段和结局角度来论证人工智能裁判的正当性。亦有学者尝试从道德主体性、权力合法性、司法错误归责以及程序正义等方面澄清对人工智能司法决策合法性的质疑。

我国刑事司法运行的宏观现状(1995-2005)——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刑事司法错误是衡量刑事司法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分析1995-2005年之间我国刑事案件的无罪判决率、一审上诉率、二审维持原判率、再审改判发回率等数据,可初步得出近期我国刑事司法呈现出"事实性错误的发生率趋低"、"法律性错误的发生率趋高"的统计结论。"事实性错误的发生率趋低"的数据事实表明我国刑事司法的办案质量呈宏观趋好的态势,而民众对刑事司法的不信任可能另有原因,对"法律性错误的发生率趋高"的错误理解或许正是重大原因之一。

论司法的可错性

司法可错性是指在司法人员谨慎、尽职、善意审理的前提下,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依然面临出现错误的可能性,这是司法的内在属性之一。司法可错性规律渊源于哲学“可错论”命题,与法律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争一脉相承,是剖析以冤错案件为代表的司法错误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也是司法错误之防范、救济和追责的重要基础。其发生机理不仅在于人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法律发现的复杂性、法律推理的或然性、证明过程的法定性、司法程序的价值性等因素亦是错误产生的重要原因。基于司法的可错性,有必要对以往奉为圭臬的“不枉不纵”“有错必纠”“错案追责”等原则进行反思,正确认识“宁纵勿枉”“当纠尽纠”“行为惩戒”的积极意义,推动我国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实现理性而辩证地追求公平正义。

翻案报道亟待规范

大众媒介对司法领域翻案事件的报道历来十分重视。特别是去年,以浙江高院"张氏叔侄案"的翻案报道为代表,各地法制新闻报道屡有涉及。客观来看,一方面以翻案为主题的司法领域负面报道能够彰显中国司法的进步和自信,有助于法制的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媒介翻案报道的偏差和误导又可能引发民众对于法律、法规的怀疑、藐视,对司法公正信仰和程序公正理念的树立带来消极影响。当前,翻案报道中理念、策略和方式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亟待规范,其负面效果必须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