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西安巡抚崔纪强民凿井史料

乾隆二年,崔纪于西安巡抚任上强令通省农村每十亩耕地凿井三眼,并强力推行。其初衷或为发展生产,但累民扰民实甚。本专题收录奏折、上谕各一件,分别选自馆藏宫中未批奏折及军机处上谕档,反映了这一事件的大致经过。现予刊布。

光绪十三年整顿当税史料

清代,当税系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光绪年间,各省当税大多征报不实,地方官吏胥徒捏完作欠、隐匿侵欺的现象日趋严重。为此,户部于光绪十三年特奏请整顿当税,在各省州县推行征信册本,以杜弊端。现从馆藏内阁全宗中选出有关史料予以刊布,供研究晚清财政史参考。

乾隆十二年江苏清理积欠史料

本专题史料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宫中朱批奏折,主要反映的是乾隆十二年前后江苏清理积欠钱粮的情形。这些文件既指出了造成江苏田赋拖欠的各种原因,也涉及到清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干扰和阻碍,对于研究清代中期的江南赋税,或可作为参考。

康熙初年有关赋税御史奏章

康熙初年,在赋税钱粮征收中,出现了如钱粮侵挪捏报,开征期限无定,粮现苦累无穷,以及赋外之赋、差外之差等问题,对此,御史们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同时,由于战乱和水旱灾害,造成有如直隶、江西、广西等地田土抛荒,庐舍毁坏,耕牛农具被抄夺,农民妻离子散,一线余生,东奔西窜,不是忍饥受饿就是沦为盗贼的悲惨境遇。钱粮赋税多年积通,虽经追比,仍无法完纳,在此情况下,御史纷纷条陈请求蠲免以缓解矛盾。现从馆藏内阁黄册都察院御史奏章中选出部分史料,予以公布,供研究清初经济史及灾荒史参考。

道光十六年湖南武冈州青莲教案(上)

青莲教亦称五行十地佛教,嘉庆以后的民间宗教,奉达摩祖师、无生老母,流传于四川、陕西、甘肃、湖北、湖南等地。道光十六年二月湖南新宁县瑶族生员蓝正樽又名蓝沅旷,联络青莲教众,自称卫王,分封官爵,预谋攻扑武冈州(今武冈县)城,因事机不密,被清地方官察觉,致使攻城失败,被杀被俘无数,蓝正樽逃逸。现从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宫中朱批奏折中,选出有关史料,予以公布,供研究参考。

乾隆时期苏豫等省库贮银色问题史料

清代,白银是主要货币之一,清政府的收入、支出、储备绝大部分使用白银。由于我国白银流通历代相沿,都由民间自由熔铸银锭,不像铜钱熔铸由国家统一管理,各地银锭形式、成色、平砝颇有差异,造成了许多复杂问题。而白银流通中的混乱情况,既使官吏役胥有机可趁,苛剥百姓,也给清政府严密财政制度带来一些困难。本专题史料选自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反映了乾隆朝因白银成色不一给清政府财政收支储备造成的问题,现予刊市,供研究参考。

顺治十三年前的粮饷征集

顺治十三年前,由于战争不断,造成人民逃亡,土地荒芜,粮饷难征,征不足额。加之户粮房与粮道官员的上下串通,常以隐匿底册,借口民欠,无从稽核,操纵粮饷调拨。致使兵丁长期得不到饷银,引起兵丁们极大的不满,严重影响军队士气。这里公布的档案,选自内阁题本,反映了顺治十三年前的粮饷征集,及川、赣、闽、晋等省兵饷欠缺情况,可供研究清初经济参考。

雍正帝推行廉政

雍正帝认为,“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馀皆枝叶事耳。”他反复强调,官吏的操守如何,是国家行政的根本,“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为此,雍正帝大力提倡“廉洁爱民,奉公尽职。”(《东华录》雍正朝卷一) 雍正帝强调廉政,是针对康熙朝後期官场的种种时弊而发的。康熙帝晚年以“多事不如少事”为训,政宽事省,君主无所作为,官吏因循玩法,吏治败坏。尤其是上下贪污纳贿成风,有谚语云:“署印如行劫”。当时督抚等文武大员向下属索取节礼陋规,是公开的秘密;州县官则横征私派於民,并从中肥己。内外大小官吏或暗通贿赂,私受请託,或根据酬赂之轻重,补授好坏之官缺;或虚名冒饷,侵渔扣克;亦有大员子弟冒请军功,无功受禄。种种情弊,不一而足。更可恶的是,官场竟流行“名实兼收”,即一方面损公肥私,另一方面沽名钓誉,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史料

本组史料选自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上谕档。它披露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人在福州开埠通商受挫的原因,以及有关英人入城问题的一些情况。对搞清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的历史真相,以及研究清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咸丰五年发行的云南省地方纸币——滇藩司钞

云南省博物馆在清理文物中,发现两张咸丰五年发行的"滇藩司钞"。两钞均为皮棉纸,长27、宽17厘米。四周为图案,中为刻印文字。文字分三栏,上栏为满、汉文"滇藩司钞",中栏为发行年月、编号及钞额,下栏文字明确规定:"此钞收放出入,皆以贰千文作库银壹两。

清嘉庆十一年河东盐务改归商业档案史料选辑(续一)

14.钦差大臣英和等奏为遵旨会议筹办三省盐务情形折 嘉庆十一年七月初六日(朱批奏折) 臣英和、臣初彭龄、臣倭什布、臣方维甸、臣同兴等跪奏,为遵旨会议筹办三省盐务情形,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英和、臣初彭龄、臣倭什布、臣方维甸、臣同兴恭奉上谕:(文同第10件,故略——编选者注)钦此。臣英和、臣初彭龄前在西安接奉谕旨,当即会同臣方维甸将吉兰泰池盐大概情形并请毋庸另设盐政缘由,先行覆奏在案。随即札商臣倭什布,嘱将甘肃应办各事宜督同藩司详细妥议。臣英、臣初于拜折后即起程回至太原,与臣同兴博采舆论,悉心商酌,现准臣倭什布、臣方维甸将所议各款胪列咨请联衔会奏前来。

清嘉庆十一年河东盐务改归商业档案史料选辑(续二)

18.铁差大臣英和等奏为划分吉兰泰盐斤行销疆界事片 嘉庆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臣英和、臣初彭龄查吉兰泰池盐,除由黄河水运可行山西省北、陕西府谷、神木等处外,闻尚有由甘肃巩秦一带入陕西陇州分途入楚之路,从前私贩透漏侵越滩纲多由于此,嘉庆九年经升任山西抚臣伯麟具奏在案。兹吉兰泰池盐既筹商运,合无仰恳勅下陕甘督臣倭什布、陕西抗臣方维甸督同两省藩司检查前案,体察情形,或应因利乘便准即改行口盐,或应划界分疆,防其越境侵卖之处。

中法战争的妥协派——唐炯

唐炯,字鄂生,贵州贵阳人,1829年4月24日（道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生于湖北省天门县。其父唐树义官至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护理湖北巡抚和二品顶戴补授湖北按察使等职,曾率兵在湖北黄州、武昌、汉阳等地与太平军为敌而被杀。 唐炯继承父志,亦与农民起义为敌。1855年夏,唐炯在成山守制时,贵州各族人民起义反对清王朝,他即效法曾国藩,呈请官府批准创办团练,名“忠孝团”。团分十二局,每局推举“父老之公正殷实者主之”;贫者出人出力,富者出钱出粮;选择其子弟之壮健者数十人,勒以什伍,教以击刺;购置枪炮、火药、刀槊、旗帜,各存于局,听候唐炯总调遣。1856年初,成山附近巴香汛少数民族龙丹山起义,唐炯一面调其团练沿贵阳城外南明河岸防守;一面亲率五百人,配合在籍翰林院庶吉士丁宝桢所率兵勇进攻巴香义军营垒,迫使义军撤退。 1859年2月,唐炯署南溪县知县。10月,云南昭通李永和（李短鞑）、兰朝柱（兰大顺）、兰朝鼎（兰二顺）起义。唐炯又令南溪县“四乡备器械,联保伍,练丁壮”;“城中适中地设城防局”,“富者捐资,贫者出力”,昼夜严密防守。并亲率练勇八百人主动攻击李、兰义军。历时八、九月,“野处露宿”,“扶疾行军”,“患疫痢几殆”,仍“

甘肃监粮案始末

清朝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甘肃(包括今青海、宁夏等地)行省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循化撒拉族苏四十三反清起事,一件是甘肃全省地方官员集体贪污案的被揭露和清查处置。两件事几乎同时开始,次第收尾,紧密交织在一起,使朝廷震惊、社会哗然。尤其是查究集体贪污监粮一案,其牵涉面之广,贪污数额之大,在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故乾隆皇帝发出“……实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慨叹。而案发后处置手段之果决和被处置入犯之众多,也是令人惊叹的。

山西沁州知州乔维镛索贿案

这里收录的三件档案均选自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反映了嘉庆朝官、商之间的关系以及吏治方面的一些情况。

嘉庆朝赋税征解中银匠舞弊史料

清代一直实行银钱双本位制,在不同时期银钱比价变化很大,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间的比价也很不相同,而各地银锭,又在形式、成色、平砝上颇有差异。这就使清代币制显得既复杂又混乱。在清代的赋税征解中,尽管清廷一般是倾向于严厉打击吏胥的舞弊行为的,但由于币制中存在着复杂的问题,削弱了清政府对于各地官吏征解赋税的监察管理,使利用币制的混乱苛剥百姓、贪污舞弊成为清代吏胥聚敛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这往往又有银匠参与其间。这里收辑的四件档案,均选自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类,涉及湖北、安徽、江西、江苏四省,虽然不是完整的案件材料,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嘉庆年间银匠勾结吏胥侵挪舞弊弄虚作假的离奇情形,故予刊布。

清代咸丰年间吏治败坏状况考略

1 马克思1853年6月14日在《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一文中谴责了清朝官场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和收受贿赂的丑恶行为,指出了“中国官吏的风纪败坏净尽”的严重状况。 咸丰帝(1850年3月至1861年8月在位)在登基后不到四个月的一封上谕中承认:“近年以来,登进冒滥,流品猥杂。短于才者恃胥吏为腹心,急于利者朘闾阎之膏血。以致政治堕坏,民生穷蹙。”两江总督陆建瀛在给咸丰帝奏折中列举了11个官员的问题:江苏候补知县胡春“居心巧猾”,丰县知县朱学海“才具平庸”,江都县知县陈弟诵“办事日形竭蹶”,吴江县知县姚铣“精力渐疲”;安徽补用知州刘汝刚“眼目昏眊”,候补知州陈允中“年将八旬”,青阳县知县刘汉翼“办事颟顸”,泾阳县县丞陈埙“捕务废弛)”;江西候补道庆云“性情贪鄙”,安远县知县李廷楷“性情卤莽”,试用知县阎彤恩“不恤民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