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司译院蒙古语教习活动研究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蒙古字学是元世祖忽必烈时设立的蒙古语文学校。朝鲜世宗时的“蒙学”所习“帖儿月真”为八思巴字 ;朝鲜世宗时创“训民正音”文字与八思巴文有关。《蒙语老乞大》是朝鲜司译院“蒙学”部所用教习蒙古语的教科书之一。至中宗时期 ,司译院“蒙学”进入衰退阶段。

从林川白氏家族看司译院译官的培养及世袭

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立的培养译官的“译学”机构。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语“四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后来,女真语学改为清学,教习满语。司译院对生徒入学、译官的选拔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不同等级的考试。司译院选拔生徒、译官采取世袭制度,因此,同一家族的几代人世袭为司译院译官的情况比较明显。本文根据《译科榜目》和《译科八世谱》的记载,以林川白氏家族在司译院考试合格者及其家族在司译院任职的情况为例,考察司译院译官的培养情况及译官的“出身”、司译院译官的世袭情况、“蒙学”译官的蒙古语水平等问题。

朝鲜司译院文献《象院题语》中的句式分析

《象院题语》为17世纪由朝鲜司译院编纂的且用地道的白话文书写的汉语教科书,其预设对象为出使中国的赴京使随行翻译官。因此,可以认为,《象院题语》足以反映当时即17世纪汉语的发展脉络。当然,其毕竟为朝鲜人所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朝鲜语因素的影响。鉴于此,从句式的角度出发,分析《象院题语》中所体现的语言现象,并结合语言接触原理剖析其所受到的外来语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利于研究17世纪汉语发展的特点,而且可以为整个近代汉语的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

关于朝鲜司译院清学书的谚文对音的性质

朝鲜司译院刊行的清学书 (满语教材 )中 ,《八岁儿》(1777)、《小儿论》(1777)、《清语老乞大》(1765 )的某些本子的满文右方见有用笔头印加的朱圆 (红色圆圈 ) ,它跟《同文类解》(174 8)、《汉清文鉴》(1771?)中所印加的识别记号的谚文拼法大体一致。从而认为这类朱圆跟识别记号一样 ,表示的是满语的拼写和读音的不一致。

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制度考

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负责培养与掌管译官的机构。本文通过对爬梳朝鲜王朝的相关史料,从司译院的生徒录取制度、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对朝鲜司译院的汉语教学制度进行了研究,为我们全面了解朝鲜司译院的人才培养机制和使用机制奠定了基础。

朝鲜时代多种语言资料--以司译院文献为中心

本文以司译院文献为研究对象,梳理朝鲜时代多种语言文献。因朝鲜时代司译院为进行外语(汉语、满语、蒙古语、日语)教育,而编订了汉、满、蒙古、日语等多语言的综合课本,各语言课本以内容体系划分为《老乞大》类文献、《类解》类文献、《捷解》类文献、《汉清文鉴》和《方言集释》。《老乞大》类文献和《类解》用韩、汉、满、蒙古、日五种语言编写而成,随着语种的划分,分别出版了四种《老乞大》和《类解》类课本。因各语言课本之间内容和编写体系类似,故可将各语言版本进行对比研究;但《类解》类文献各语言课本之间内容、编写的体系有差异。《捷解》类文献用韩、蒙古、日三种语言编写,根据语种划分出版了两种《捷解》类课本。各语言课本之间内容、编写的体系有差异。《汉清文鉴》用韩、汉、满三种语言编写,可以进行韩语、汉语、满语之间的对比研究。《方言集释》用韩、汉、满、蒙古、日五种语言编写,但满、蒙古、日三种外语的词汇不以原文字体现,只以韩文标注发音,可以在五种语言之间进行对比研究。

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

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均为教习女真语言文字并负责翻译女真文书的“译学”机构。四夷馆和司译院培养的通汉语和女真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在明朝、朝鲜与女真的交涉中起到了重要的语言媒介作用。自正统年间开始,部分地区的女真人与明朝交往时,往来文书改用蒙古语,以致出现了明朝四夷馆鞑靼馆代译女真文书的现象。同样,朝鲜司译院给女真部的文书也以女真和蒙古两种文字进行翻译。

朝鲜司译院“蒙学”及《蒙语类解》

朝鲜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才的'译学'机构。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语等'四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司译院'蒙学'所用教科书保留至今的有《蒙语类解》《蒙语老乞大》和《捷解蒙语》三本。其中,《蒙语类解》是蒙、汉、韩三种语言对照的词典,是朝鲜司译院'蒙学'所用教科书之一。《蒙语类解》没有序言和跋,其最初的编撰者、刊行年代等问题尚不清楚。《蒙语类解》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始用于司译院'蒙学’’的。朝鲜司译院所编撰的'蒙学'用书《蒙语类解》与元明时期所编撰的蒙汉合璧分类辞书有一定的承传关系。

朝鲜司译院都提调、提调及蒙学

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立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语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司译院都提调和提调属于兼任之职。司译院的提调通常由六曹的参判、判官兼任。提调主要协助都提调检察司译院的考勤、考试及日常事务。司译院都提调通常由议政府的左议政或右议政等一品大臣兼任。总揽司译院的事务。司译院都提调、提调负责汉、蒙、倭、女真(清)学官员的选拔、任用,处理院务、监督教学、考试,委派译官等事务。在朝鲜王朝的不同时期,司译院都提调、提调对蒙学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因人而异,司译院都提调、提调对蒙学的态度也影响着司译院的教学质量及译官掌握译语的水平。司译院未限定都提调、提调的任期,所以,司译院都提调、提调在任多达十年、二十余年。因司译院提调久任不递,也存在一些弊端。

14-18世纪东亚大陆的“译学”机构

中国明代四夷馆与朝鲜王朝司译院,在历史的当时,都是官方设立的译学机构,主要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翻译朝贡国家的往来文书。这两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相同,但学制、教学内容又各有侧重。

《同文类解》汉译语词研究

《同文类解》是朝鲜王朝司译院编辑的一部汉—韩—满三语对译分类词汇书。通过对照该书的韩国语、满语对译来考释该书的汉译语词,发现该书大量汉译语词较好地反映清代乾隆年间"汉儿言语"的口语特点,部分语词还呈现出东北方言独有的特质。少量语词是受编著者母语韩国语影响的不规范表达方式。

朝鲜时代的女真学与清学

朝鲜政府在16世纪早期开始收到来自努尔哈赤政权的官方文书。1627年及1635—1636年,朝鲜被满族入侵,这种朝满关系导致了清学研究的必要性。1637年申继黯已将早期战争中幸存的5种女真书籍译成有圈点满文,并重新建立女真学研究。从与清朝的外交角度来看,满语研究已成为仅次于汉语的重要语种。

《朴通事》方俗语词浅释

《朴通事》是古代朝鲜人学习汉语白话的书。其作者与成书年代不详.据《李朝实录》世宗条记载,国王五年“礼曹据司译院牒呈启老乞大、朴通事、前后汉直解、孝经等书,缘无版本,读者转诵习,请令铸字所印,从之。”可见,《朴通事》同《老乞大》一起,在李朝世宗初已经传抄诵习了。《老乞大》是蒙古音,指中国,本是蒙古人学中国话的教科书,

《老乞大》中的‘这们’‘那们’与‘这般’‘那般’

《老乞大》大约是十四、五世纪韩国人,用中国古代官话编写的一本汉语教材。它的确切年代和作者待考。但朝鲜朝《世宗实录·国王五年》上说:"礼曹据司译院牒呈启,《老乞大》、《朴通事》……等书,缘无板本,读者转诵习,请令铸字所印出。从之。"由此可知,朝鲜初期已有此本。后来,崔世珍(1473～1532)先生便用当时朝鲜的拼音字母及其变形来进行汉音拼读和解释,编著了一本书,名为《老乞大谚解》。《稗官杂记》卷二说:"崔同知世珍,精于华语,兼通吏文,屡赴燕质习,凡中朝制度、文物,靡不通晓,尝撰《四声通解》、《训蒙字会》以进,又奉教谚解《老乞大》、《朴通事》等书。至今学译者如指诸掌,不烦导师。"《老乞大》课文中还可以看到‘高丽’一名。高丽与朝鲜两朝交替于公元1392年,约当中国历史上元。

朝鲜对音文献浅论

1443年朝鲜文字──训民正音创制以后，朝鲜李氏王朝刊行了《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译语类解》、《翻译老艺大·扑通事》等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辞书及会话读本。这些文献中，申叔舟、崔世珍等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语音做了较全面、精确的描写论述，其中近代音中的热点问题几乎囊括无遗，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系统整理朝鲜对音文献，并同有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弥补国内近代音资料的遗缺，为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较为可信的参证。

朝鲜王朝的汉语研究及其主要成果

历代朝鲜王朝重视汉语,朝鲜学者曾对我国明清时期的汉语音韵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对李氏王朝设置的规模庞大的汉语翻译机构,及其主要成果进行了介绍。

朝鲜早期汉语课本《训世评话》及其作者

一朝鲜早期汉语课本《训世评话》《训世评话》是朝鲜早期一部非常独特的汉语课本。它既不同于当时朝鲜人学习汉语所常用的'百、三、千'和四书五经等来自中国的汉语课本,也不同于朝鲜人自己编写(大多经过中国人修改)的《老乞大》、《朴通事》等'会话体'汉语课本。

《语录解》研究

朝鲜是历史上与蒙古有密切交往的民族之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许多朝鲜学者致力于蒙古学。他们潜心研究蒙古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绩。高丽朝(918—1392)的通文馆,李朝(1392—1910)的司译院,都是朝鲜历史上蒙古学家荟萃的处所。通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