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越府“隽异”与西晋王朝的历史出口

西晋司马越幕佐现可考知79人,加上辟而未就者12人,则为91人。他们分布在15州近50郡,绝大多数为士族和低等士族,沾染玄风之士的比儒学之士多出一半以上。越府是中朝权臣幕府中规模最大、人才最多、玄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对东晋建国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

晋怀帝、司马越与西晋中枢政权的崩溃

西晋永嘉年间,结束"八王之乱"的东海王司马越,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不得不离开洛阳,频频出镇许昌。而在中央获得政治自由的晋怀帝,则利用这一机会重新掌握了洛阳的禁卫军,组建了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并且通过与地方将领的联系加强了中央的皇权。司马越在与晋怀帝的矛盾加深之后,采取军事行动压制了刚刚复苏的皇权,但是却将自己置于了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在政治斗争中实力受到损耗的晋怀帝和东海王,在此之后已经基本丧失重新整合西晋境内军事力量的能力。而西晋王朝也在这一连串的政治斗争中走向灭亡。

司马越与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是西晋历史上继八王之乱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战乱,是刘渊、石勒等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攻陷洛阳,横扫中原,从而彻底摧毀西晋王朝,使中国历史再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东海王司马越原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和永嘉时期西晋朝廷的实际秉政者。导致永嘉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西晋王朝因八王之乱而迅速衰弱,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机崛起并迅速发展,各地流民起义不断爆发等等。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司马越秉政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由此引起的西晋统治集团內部新的矛盾和冲突。

司马睿幕府之构成特征简释

司马睿幕府继承了司马越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变异,南士与北士之间的比例,南士、北士各自的内部构成,以及军咨祭酒一职的地位,都较前府有很大的不同。睿府佐吏的地理分布与东晋初年高层政要的地理分布,有相合的部分,也有歧异的部分,其后隐伏的历史机理,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论东晋初年的“招魂葬”俗

民俗现象与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互相交织的状态,并成为历史现象的重要补充。历史的发展,促进民俗的演变,民俗的变化反映着历史的进程。因此,透过民俗的背后,能够体察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本文基于这样的目的,对东晋初年出现的“招魂葬”俗进行一番考察,以期从另一侧面来接触那个时代的脉膊。

论魏晋南朝都督制

东汉末年的州郡领兵制度，助长了地方势力的发展；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制度，更加剧了外重内轻的局面。都督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关乎魏晋南北朝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盛衰，很有研究的必要。北朝的情况比较特殊，拟另文论述。这里仅就魏晋南朝的都督制作一扼要探讨。

吴姓士族与东晋早期政治

一、吴士与东晋建立《晋书·王导传》云:“时帝为琅玡王,与导素相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徒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日:‘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这段比较具体并多被引用的材料有两个不小的缺陷,其一是使一个复杂的过程过分简单,从而淡化了吴姓士族在东晋立国江南过程中的作用;其二是夸大了王导的作用并置吴姓士族于极被动的地位。

汉魏晋南朝时期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家国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是国的缩影,国则是家的扩大,家族的昌盛败落与国家的兴隆衰亡密不可分。仅此,我们即不难看出开展对家族史的研究与国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展家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颍川鄢陵的庾氏家族,兴于汉魏,盛于东晋,败落于南朝,400年的家族兴衰史反映了魏晋南朝的历史风貌。勿庸置疑,对庾氏家族盛衰的原因及他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考证这个家族的子孙繁衍,世系源流,则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为此。

西晋八王事行系年

西晋八王之乱,照旧史家的说法,自惠帝水平(元康)元年以迄光熙元年(291～306),首尾凡16年;按其实际发生,则主要集中在永康二年至光熙元年(301～306),凡6年.这个事变的酝酿和爆发,对西晋政局影响至深且巨.追溯其事之何以发生,学界几乎言人人殊.但归根结底,总是与宗王掌握并争夺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权密切相关.为便通览。

关于“八王之乱”结束的时间

“八王之乱”的结束是以东海王司马越的胞弟南阳王司马模杀河间王司马颐为标志。《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及辞书、年表都将“八王之乱”结束的时间定在公元306年。这一年代,在中国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上是有出入的。《晋书·孝怀帝纪》记载:光熙元年“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己亥,封彭城王植子融为乐城县王。南阳王模杀河间王颙于雍谷。辛丑,以中书监温羡为司徒”。《资治通鉴》卷86也如是记载。

《宋书·五行志》拾误

《宋书·五行志》拾误刘黎明中华书局点校之《宋书》，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校勘成果，成为当今较好的读本。但是，其中《五行志》误漏仍时有所见。兹举所抬，供《宋书》再版时参考。一、《宋书·五行志》：“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雍州大旱，殒霜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

豪门政治在南方的移植——王导的“愦愦之政”

王导是东晋政坛上的庞然大物,史称他辅助中宗,嗣兴江左,匡时缉政,提挈三世,功业不亚于管仲、孔明。按王导辅助司马睿制定立国的基本政策,在江东建立了东晋王朝,前人对他无论是褒是贬,都不能忽视他对当代政局影响的深远,尤其是他所制定的立国基本政策“绥抚南北,清静为政”,可以说是波及整个南朝,本文拟就这一政策试作评议。

《空城计》溯源及其他

在诸多表现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剧目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空城计》了。据《东京梦华录》和《醉翁谈录》记载,《空城计》的故事最早见于北宋时期。其时,民间"说话"(即评书)伎艺迅速发展,在汴京、杭州等工商业繁盛的都市,不少"说话"艺人还根据其话本内容成立了形形色色的"书会"。

毗陵易名晋陵索隐

毗陵和晋陵为今江苏常州地区的两个古称,晋陵之名正是由毗陵所改。易名者为晋元帝司马睿,直接原因是为了避东海王司马越世子司马毗的名讳。至于易名的时间,《晋书·地理志》记载为永兴元年(304),《宋书·州郡志》记载为永嘉五年(311),其他诸书多沿用之。经考证,两时间皆不能使人信服,清代学者已有所怀疑,但仍未得出确切结论。对于毗陵易名晋陵一事的前因后果,诸多史料都没有清晰的记载。通过对相关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的探寻,毗陵易名晋陵的可靠时间才浮出水面,那就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东晋太兴年间(318—321)。

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两则)

倚马可待 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 ——《世说新语·文学》 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灭成汉,到太和四年(369年)伐前燕直达枋头,桓温前后共进行了三次北伐,取得了东晋在军事上从未有过的胜利。袁宏(字彦伯,小字虎)作为桓温的记室(秘书),不但参与了北伐战争,而且创作了名文《北征赋》,另外在公文写作史上,他还留下了“倚马可待”这一佳话。

趣话“乱七八糟”

乱,词典上解释:“没有秩序,没有条理”称乱;糟,本指“做酒剩下的渣子”,也指“把事情办坏”。“乱七八糟”,现代成语词典上解释为“乱糟糟的”。这句流行很广的俗语,来源于历史上两个很重要的典故。 “乱七”,指的是汉朝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典故。 西汉文帝时期,刘邦分封了许多刘氏同宗的诸侯王。他们这些人,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自封官吏,自征田税,成为一个个各自为政的独立王国。 汉景带即位后。

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

西晋末年,并州局势呈现失控之态,汉族地方势力和匈奴、羯、鲜卑等胡族力量纷纷崛起壮大。胡汉力量在争夺并州乃至北部中国的过程中,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勾结。永嘉乱后.政治格局存在多种发展走向,刘琨经营并州的过程,成为影响两晋格局变迁的重要环节。盟主司马越看重刘琨和太原士族的姻亲关系,部署刘琨代替司马腾经营并州。刘琨继承和发挥司马腾的刺并政策,采用多种手段,广泛笼络各种地方力量:联合代北集团、接纳地方豪右和援引太原士族,以达到抗衡刘石军团的目的。刘琨集团被击溃,反映出汉人政权完全丧失对并州局势的控制,甚至加速两晋交替的历史进程。从此之后,胡汉力量对比发生转折性改变,影响深远。东晋朝廷对北方局势的影响程度直接决定刘琨死后声名的升降浮沉。王敦、桓温对刘琨一杀一捧的资料记载极有可能是后代史家根据王、桓的政治形象加以伪造。

“清谈误国”的王衍

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东汉名士之"清议"之风遂演变为清谈。所谓清谈,即是谈论"三玄"(《老子》、《庄子》、《周易》),辨析名理,品鉴人物。清谈本是魏晋思想界吹拂的一股清风,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王衍是西晋清谈领袖,何以落得个"清谈误国"的骂名呢?

南风赋

那红衣女子正躲在后院喝酒。我把一个包袱丢进她怀里。包袱里面是红罗裙,凤钗,金步摇。她瞧着我,冷冽地傲笑:"司马越,您让本宫怎么办才好?"壹洛阳。我早已搞不清这城中是何种光景,孰是孰非。每日有大批军官在我门前策马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