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北魏司马金龙墓石棺床石雕乐器考

魏晋南北朝的作为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西域和中原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进行各种商业贸易、文化的往来,不仅促进了商业的发达、文化的交流,更是在艺术方面尤其是在乐器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民族之间的政治博弈、军事冲突和商业交流、文化交融,使得这一时期民族与民族间各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其他民族的音乐与乐器流入中原,促进音乐、乐器的发展。而司马金龙墓的石棺床上所雕刻的乐器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文化缩影。

田野调查对艺术史研究的价值探析——以图像学视角下司马金龙墓石棺床分析为例

田野调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在艺术史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对于艺术史来说,文化历史的考证是以文献典籍、出土文物进行佐证的,然而田野调查法的出现为进一步研究艺术史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法。以北魏平城时期的司马金龙墓葬所出土的石棺床文物图像为例,该石棺床为进一步研究北魏平城历史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证据。文章主要对司马金龙墓石棺床进行调查分析,探析文物背后的历史成因,并分析在图像学视角下石棺床的文化价值,进一步佐证田野调查对艺术史研究的有利影响。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釉陶俑的分析研究

为探究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釉陶俑的材料特征、制作工艺,采用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仪(SEM-EDS)对不同颜色釉陶俑残片的胎体、釉层、胎釉结合层及断面进行微观形貌分析、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这批釉陶俑是低温铅釉陶,胎土富含铁,是以北方典型的易熔粘土作胎,胎、釉系一次性入窑在氧化气氛中烧造而成,釉面的颜色有以Fe为着色剂的红褐釉、黄褐釉、浅黄绿釉和以Cu为着色剂的绿釉,浅黄绿釉表面局部绿釉的出现与釉料不纯且含有一定量的Cu有关,在此基础上对北魏平城时期铅釉陶及复色釉陶制作技术的传承和发展做了探讨。

司马金龙墓出土木板漆画屏风残片的初步分析

为了解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木板漆画屏风的颜料使用情况和制作工艺信息,利用M icro-Ram an、FTIR、XRF、断面切片等技术,对屏风残片上的四种主要颜色(红,黑,黄,白)、红色漆底层、断面分层进行分析与鉴别,结果如下:(1)屏风所使用的颜料有朱砂、炭黑、雌黄、雄黄、石膏。(2)屏风的红色底层系由生漆与朱砂调和、结膜而成,其中可能未曾添加桐油。(3)屏风彩绘部分的颜料分层十分明确,各层的厚度相对均匀,反映出制作者较为高超的绘画技法。(4)在颜料层、木胎与红色漆底层之间的"过渡层"中,分别观察到一些白色物质。初步分析后认为,"过渡层"中白色物质为羟基磷灰石的可能性较大。颜料层中白色物质的成分和物相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浅论大同司马金龙墓石雕柱础的艺术风格

文章着眼于北魏时期的文化大背景,在品评的基础之上概括、探究、论述了司马金龙墓石雕柱础自身的装饰性与审美性,同时分析了在功能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它的艺术特点。

从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谈绘画的美育功能

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是工艺绘画的审美功能与美育功能融合的典型代表,它所标榜的忠、孝、节、义的中华传统伦理道德,在当时起到了“夫画者,成美育,助人伦”的社会功能,这对提升艺术品的美育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代艺术家们探讨艺术的审美暂时性与价值长久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了帮助与借鉴。

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反映的传统汉文化探析

文章试图通过对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漆画的材质和颜料选择、制作工艺和绘画内容、外在表现形式等方面的释读,探析其内在的文化意蕴。尤其是该漆画反映的浓厚的传统汉文化,具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特色。

从司马金龙墓所出人物图像谈北魏与东晋南朝的艺术交流

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的屏风漆画代表了汉晋人物画风格,但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其源自东晋或南朝;同墓石柱础与石棺床上的人物则代表了一种新的风格,有趣的是与之大约同时的南京宫山南朝墓砖印壁画人物风格与之相同。两种风格的人物同时出现在司马金龙墓中,说明了墓葬年代正是新旧人物画风格交替之时。

北魏司马金龙墓雕塑研究

以北魏司马金龙墓的雕塑为例，通过对出土雕塑的种类、纹样、雕刻手法、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分析，结合考古知识和历史学，并参考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其发展规律和反映出来的文化特点，取其精华，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探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以及利用价值。

司马金龙墓石棺床乐种图像释读

北魏司马金龙墓石棺床一侧以“分幅式”呈现方式,刻画了十三位乐伎手持乐器舞动的情景。笔者从音乐图像学角度就其乐器合奏所产生的乐种意义进行释读,以期打开北魏音乐样貌的一个窗口,侧面解读北魏王朝都城的音乐盛况。

司马金龙墓出土文字与《爨宝子碑》书风源流考

魏晋时期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新旧书风异变的转折点。司马金龙墓出土文字与《爨宝子碑》正好都是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上产生的。二者所处时间相近,且皆为隶楷杂糅。《爨宝子碑》立于405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市;司马金龙墓是484年的墓葬,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二者相差79年,所处地域一南一北,但书风却极其相近。《爨宝子碑》地处西南地带,较为偏僻,其书风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且与中原文化保持着一定的同步性,这一点前人论著也有提及[1]。

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行仪仗俑阵艺术特征刍议

司马金龙墓出行仪仗俑由导骑俑、骑马仪仗俑、甲骑具装俑、侍从俑、甲胄步卒俑、步行仪仗俑六部分三百三十五件陶俑组成,并以其侧重于军事方阵题材成为北魏平城时期大型俑群组合的最大特色。仪仗俑制作工艺恢复了北方原有陶俑制作技术,传承于汉代的绘彩工艺与施釉工艺,这些都在司马金龙墓俑像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北魏匠师塑造了众多造型丰壮、形象拙朴的各类俑像,反映了本体文化、本民族审美意趣的在地性,从中表达出草原王朝特有的硕壮之美。

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散论

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部分题材和构图与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相同,但在艺术水平上,前者则明显逊色很多。加之汉魏绘画技法和样式在北方长期得以保存,使得北方具备制作屏风漆画的条件。综上,本文认为屏风漆画是在北方地区自主完成的。但从服饰特点推断,该画迹又有可能受到传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影响。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的工笔重彩艺术研究

该文主要从形制、构图、笔法、设色等多个角度细致分析了山西大同出土北魏中期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之艺术风格特色,并进而通过横向式对比论述了由此所显现出的北魏时期工笔重彩绘画所取得的最新成就与艺术价值。

司马金龙墓:一座墓葬里的东西南北

5世纪初,东晋宗室司马楚之从南朝北奔魏国,与此同时,河西走廊上的一位贵族秃发破羌也东逃至魏。两家联姻,造就了一个融汇四个族群的奇特家庭。后代司马金龙的墓葬,成为我们观察那个大融合时代的最佳窗口。1965年初冬,山西省大同市南郊7家寨村,几位村民在村西南打井,十字镐敲击着冬日略显僵硬的黄土,几镐下去,有几块略显古朴的砖被刨了出来,砖上写着村民们不认识的文字。一座北魏中后期的贵族墓葬,就此被世人发现。

北魏《司马金龙墓表》书法特色研究

北魏平城时期有近百年历史,而在书法史上对于这一时期没有过多的记载。平城时期作为国家统一前的一段混乱时期,研究它的文字演变过程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这当中不乏优秀的作品,笔者就此突破点对《司马金龙墓表》书法特色与形成书法特色的条件等进行研究。平城时期,从碑版刻石上来看,已经有汉文化的雏形。这一时期与洛阳时期书法一脉相承,不仅深深影响着洛阳时期的书法风格,而且奠定了隋唐书法的繁华。

文物中的峥嵘时代--以司马金龙石雕棺床的展示为例

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越来越重视考古工作,并且取得了十分傲人的成绩。越来越多的文物相继出土,为我国考古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实物依据。然而想要进一步推进我国考古工作的开展,仅仅针对这些文物本身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深入研究文物的背景、文化等相关知识。文章以司马金龙墓中的石雕棺床为例,通过研究其背景、雕刻内容、文化等,希望能够为考古工作的深入研究贡献自己的一分理论力量。

“平城·晋阳——山西出土北朝文物精品展”解读

北朝（386-581）是中国历史上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政权的总称,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王朝。山西在北朝文明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晋时拓跋鲜卑崛起,此后拓跋硅建立北魏,又迁都平城（今大同）,逐鹿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