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层式供给”到“合作化供给”——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个案分析

就经验层面而言,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街区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主体,或者由政府先将服务分配给其代理组织———单位,然后再由单位直接分配到个人。这种基于政府科层体系的供给机制可称为“科层式供给”,其特征是供给渠道的垂直性和单向度性。在街区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甚至缺失的困境下,寻求可能而可行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便有了必然性。个案研究表明,目前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经从原来建立在行政权力基础上的“科层式供给”趋向于街区组织在资源交换基础上的“合作化供给”,并达成共同治理或共同生产的效果。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化”供给机制及其效度——基于武汉市爱家国际社区的调查与思考

公共文化服务在基层的下沉,既需要社区来推动,也需要辖区内的社团组织来补充,通过两者的有效合作来实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本文以爱家国际社区为案例分析,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爱家国际社区为辖区内的社团组织提供基础性供给和竞争性供给,并积极推动了社团组织的成长与发展;而社团组织在享受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成为公共文化产品落实的嫁接者,发挥了"双向互动式"服务的驱动效应。笔者把这一新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称为"合作化"模式。同时也探究了新模式的可能性,合作的可能既源于社区"应付式"和"减压式"双重逻辑的推动,又基于社团组织合法性的认可和体制资源依附的选择。这一模式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化供给机制,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下沉到基层,也达到了建设和谐社区的目的,并发挥了文化治理效应;不过这一模式也有明显的限度,管理制度的不善导致社区环境恶性发展,社区文化资源的过渡依赖造成独立自主性丧失,权力边界的模糊化致使双方功能角色的迷失。这些问题在双方的公共文化服务"合作化"供给中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类型、适应与转向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环境,对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产生强烈冲击。根据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划分为科层制供给、市场化供给、社会化供给和合作化供给。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不同的机遇和挑战,四种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上分别面临权力重整、绩效重塑、制度重置和监管重启的核心问题。同时,从技术倒逼视角而言,人工智能将驱动四种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分别从碎片化转向协同化、从隐蔽化转向透明化、从业余化转向专业化和从模糊化转向清晰化。

企业作为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基于北大资源的案例分析

企业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均等化的内在要求。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既是应对"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体现。文章以北大资源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为个案研究,分析了其"合作化供给"模式的内在机制,并在社会交换的视角下探讨了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之路。

政府与社工组织合作:J街家庭综合服务供给案例

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政府角色转换,催生了社会服务的合作化供给。广州在家庭综合服务上率先采用了政府与社工组织合作供给方式,为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创造了良好的空间与平台。其中,荔湾区J街的基层政府和社工组织合作提供家庭综合服务是一个典型案例。但是,社会服务合作化供给取得实效,毕竟需要一个实践磨合过程,存在着社工组织定位不清、保障资金到位滞缓等问题。为此,在对J街案例剖析基础上,围绕政府角色、社工组织、资源分配和监督评估方面提出了制度安排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