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讲述的话语互动序列与合作叙事——以亲子间两次听讲《包公行医》为例

选取实验式田野中笔者和小儿子两次讲、听《包公行医》故事的录音为样本,运用会话与行为视角分析故事讲述中四类话语互动序列及其特点,阐释听讲双方合作叙事的话语贡献以及"对话体的"叙述形式的意义。

农业合作化叙事的三副面孔——《蜜蜂脑袋奥勒》、《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创业史》的比较研究

农业合作化叙事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现象,以此为审美对象的文本不仅反映了各国不同的政治背景、文化传统,更涉及到美学、艺术、技术上的差异。《蜜蜂脑袋奥勒》、《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创业史》这三部以合作化为审美对象的小说,在主旨构建、新人书写和史诗诉求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面孔。三部作品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异同互呈以及经验教训,为如何评价中国"十七年文学"提供参照。

柳青与赵树理合作化叙事比较——以《狠透铁》与《锻炼锻炼》为例

作为"十七年"农村合作化文学代表性作家,柳青与赵树理的文学叙事,既具有着社会时代共性特征,亦存在着艺术个性特征。从叙事观念、叙事伦理、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叙事立场等方面,对《狠透铁》与《锻炼锻炼》进行重新解读,不仅可见出他们的文学叙事的差异性,亦在重构他们合作化文学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复述中的“修正”与“厚描”——《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合作化叙事经典文本的比较阅读

赵树理《三里湾》(1955年初版)、柳青《创业史》(1960年初版)、浩然《艳阳天》(1966年初版)三部讲述同一个宏观合作化故事,具有近乎相同的叙事结构、叙事元素的作品,在对于"过去"的态度,领导者、社会革命、技术革命,斗争对象及其在叙事中的命运,婚恋的意义等四个相同的叙事层面表现出的微妙变化,体现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渐趋峻切的过程及其对于文学话语日渐严密的规整过程。上述作品由此成为映照意识形态自我形塑过程的精神镜像,并隐含着与中国当代现实的对话意义。

陈登科《风雷》文本生产的社会学考察

作家陈登科一直受到新时期文学史和研究者的冷落。1950-60年代,出于深刻的愧疚体验和忏悔心理,陈登科依托朴素的现实主义情怀写出了他的代表作《风雷》。《风雷》的文本生产过程,交织着文学与政治的妥协,编辑、出版社、文学政治权威、出版审查机构(甚至包括读者)等权力主体在一体化思维的规约下共同参与塑造着小说的审美形态。难能可贵的是,陈登科这一由主流政治培育成长起来的农民作家,在"十七年"合作化叙事成规边缘地带作出了罕见的创作实验,对社会主义文艺如何写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节制性的探索,这种叙事实验不妨理解为作家对知识分子情操有限度的维护。

论《多嘴多舌》中的原住民生命书写

《多嘴多舌》是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梅丽莎·卢卡申科的新作,获得了2019年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其中译本于2021年出版。本文着力讨论《多嘴多舌》中的原住民生命书写。首先简要论述何为原住民生命书写,然后分别论述原住民生命书写中的两大叙事特征:非自然叙事与代际合作叙事。最后总结全文:原住民生命书写关注原住民的历史、文化以及身份问题,这些都展现了原住民在道德和政治上敢于反抗白人话语霸权的精神。

图像小说《从小李到老李》副文本中的读者意识研究

数字人文时代,如何通过多模态叙事提升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是亟待探索的议题。中国漫画家李昆武和法国外交官欧励行合著的图像小说《从小李到老李:一个中国人的一生》先后被译成十多种语言,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中法叙事者通过媒体采访等外副文本阐释作品叙事特征及其成因,通过封面和脚注等内副文本重构文化语境,以契合目标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框架,显示了鲜明的读者意识。这一特征启发我们对外译介中国图像小说时,充分利用副文本拉近作者与读者的文化距离:通过媒体采访、学术访谈等外副文本增进目标读者对作者与译者的信任;通过重构或增加内副文本促进目标读者对原文意义的解读。内外副文本形成互文,共同助力读者对正文本的阐释,促进中国图像小说的海外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