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合作型信任:一种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信任图景

如同对人类历史有不同的划分一样,信任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也有不同的判断。习俗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的两种信任形态。现代社会需要的则是协商合作型信任。在协商合作型信任的基本框架下,主客体互信是前提,理性协商是基础,倡导合作是灵魂。这种信任形态具有显见的时代价值。它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能降低社会治理的运行成本,激发社会成员的互惠意识。因而,是一种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信任形态。

合作型信任: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关系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相互合作来进行社会管理。合作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也应以合作型信任为基础。合作型信任与契约型信任、习俗型信任相比更有利于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为此,通过建立公共承诺机制,构建平等的对话机制,完善制度体系以及培育相互信任的社会文化来构建合作型信任。

合作型信任:政府购买助残服务中主体间关系重构——基于W社工机构的个案研究

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全面深化社会组织改革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提供公共服务中。北京市政府在购买助残服务领域进行了较多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购买模式与经验。通过对W社工机构承接鸿博温馨家园助残服务的实践进行解构,发现其与其他主体间存在着基于项目制的契约型信任关系,出现“与社区能力信任基础薄弱、与残疾人关系信任传递受阻、与政府制度信任深化有限”等问题。为此,需探求构建合作型信任的可行性路径,即保障互动利益夯实能力信任基础,搭建信息网络畅通关系信任渠道,完善系统环境拓宽制度信任空间,以此实现对契约型信任的改善,以期在主体间形成长期、稳固的信任关系,增益购买服务的可持续性。

“合作型信任”视域中的诚信政府--基于后工业社会维度的思考

人类社会演进先后出现三种不同的信任模式。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契约型信任尽管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然而由于契约本身内在的不完全性,反而造成了一种信任悖论。面对后工业社会不确定性丛生的局面,契约型信任显然无法担当起凝聚各种治理力量促进合作治理的历史重任。为此,就须引入和构造真正与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合作型信任体系。也正是在这一场景下,诚信政府之建构不仅必须实现信任资源从契约型信任到合作型信任的语义转换,更应围绕合作型信任和后工业社会对不确定性合作治理的要求采取各项举措。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契约与合作: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助残服务的信任关系重塑——基于ZW社工机构的个案调查

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承接主体,培育其承接能力、建立其与各方主体的互动信任关系对于有效满足公众需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通过对ZW社工机构承接鸿博温馨家园助残服务的实践进行解构,发现其在嵌入式服务过程中与各方主体形成的是基于项目制的契约型信任,受"共同利益点未挖掘、信息流动壁垒、政府管控思维"等因素影响,会出现"与社区能力信任基础薄弱、与残疾人关系信任传递受阻、与政府制度信任深化有限"等障碍,因此是短期的、脆弱的。为此,需探求建立合作型信任的可行性路径,即建立任务性组织拓宽横向互动信任,搭建信息共享网络畅通纵向情感信任,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保证平等合作信任,以期形成长期、稳固的信任关系,增益购买服务的可持续性。

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

在历史的视野中 ,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 ,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 ;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 ,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 ;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 ,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 ,然而 ,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后工业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政府改革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两种信任理论之考量

公共行政学自其诞生以来的百余年间,对于政府本身的定位经过了多次变化。我国行政伦理学家张康之教授从历史的宏观视野对政府的历史坐标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了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划分,与此相对应地提出了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信任类型,为考察政府改革的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公共行政学视域下的政府改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市场运作逻辑和企业管理思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则将公共行政学的这一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市场化政府改革将市场逻辑和经济人思维带进了政府,形成了一种基于契约化之上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基于理性而建立起来的契约型信任本身的脆弱性,决定了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危机结果。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以及新市民社会的成长,意味着一种网络式的社会治理和通过广泛的合作而进行的合作治理模式的到来。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必须以合作型信任的建立为基础。未来的政府改革应该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从基于契约型信任的市场化取向中解放出来,迈向多元治理主体本着公平参与、充满合作型信任以及基于善的完美生活追求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从“帮忙”习俗变迁看村庄信任形态的嬗变——以江西省铜鼓县排埠村为例

以江西省铜鼓县排埠村帮忙习俗的变迁为线索,依据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合作型信任的分析框架,展开对村庄信任形态演变的分析。研究发现:传统的帮忙习俗体现的是村庄习俗型信任模式,随着店里办和酒席承包等帮忙替代性模式的出现,村庄逐步向契约型信任形态转变;这一转变实现了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但村庄共同体受到冲击。本研究倡导借鉴日本和台湾的社区营造经验,以实现合作型信任的生成。

信任理论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研究

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转型到"和谐社会"的诉求。文章以历史坐标中信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析,指向未来的理性审视昭示,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后工业社会管理之理想模式,而合作型信任是构建合作型社会管理的基础。鉴于中国现实情境不完善下合作型社会管理的建构,通过现代公民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培育促进合作型信任关系的形成是合作型社会管理得以实现的合理路径。

信任的基本类型及建构模式研究——兼谈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

关于信任之研究于20世纪末广泛兴起,历经数十年之发展,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信任研究以及作用发挥的体系。信任之生成、维系与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等因素密切相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背景下,习俗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应时而生,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及信息充分流动,基于信息网络完善的实质理性的合作型信任将是信任的应然取向。

行动者网络:全球环境治理的新思维

持续性的生态破坏与环境衰退,将人类带入到了环境危机事件频发的风险社会中。人类之所以无法有效解决各类风险性环境治理难题,在于中心—边缘世界结构与契约化的环境治理方式,导致国际环境政治中充斥着对抗、博弈与排斥。为了促进全球环境合作治理行动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构筑起能够将各国政府、企业、环保NGO以及全球公众有效组织起来的行动者网络。只有将全球环境治理行动方案置于网络化的国际关系构图中,才能在打破中心—边缘世界结构的基础上,赋予每一个国家、组织以及公众平等的环境资源享有权和环境治理参与权,进而营造平等、合作、信任与包容的国际关系新格局。

缺失与建构：公共冲突治理视域下的政府信任探析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公共冲突治理的主导力量。实践经验表明,公共冲突治理既不能只靠"强权力"硬推动,也不能依靠妥协让步而勉强维系,而必须以博弈双方的互信为基础。因此,政府信任是公共冲突治理的基础要件。公共冲突的特点和当前社会现实情况表明,政府信任缺失成为公共冲突治理的突出症结。结合当前的社会结构和公共冲突的特点,合作型信任是公共冲突治理的理想图景。为此,要从理念转变、制度建设、官员素质提升和公共精神培育等方面建构良好的政府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