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国湖南合作救灾——以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为个案

20世纪20、30年代,合作思潮演变为一场规模较大的合作运动。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举办的合作救灾实现了农赈和合作制的联姻,颇有声势和特色,且影响深远。在湖南合作救灾事业中,各种社会力量纷纷卷入其中,并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导、制约运动的发展方向,这就决定了这场运动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其发展道路始终充满着艰辛与曲折,湖南合作救灾事业终究未能摆脱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束缚和制约,最终蜕变为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对农民进行经济盘剥的工具,其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的救灾合作机制研究

救灾领域是东盟地区论坛所涉及的重要领域之一,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所建立起来的救灾合作机制近年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的救灾合作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限制性因素,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它还需要继续朝着更加成熟与健全的方向发展。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也作为论坛重要的成员国,理应在论坛救灾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建设:特点、困境及对策

在灾害频发的东北亚地区,推进地区救灾合作机制的建设已成为各国在区域合作领域中的一个议题。通过考察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在近年来的建设进程和在区域事务实践中的表现,可以看到该机制具有多维度的特点。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所具有的多维度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机制建设所面临的成员间多元利益考量这一复杂情形的反映。东北亚地区救灾合作的机制建设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在机制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上还存在一些有待加强和改善的地方,仍需要各国努力加以健全。

东亚救灾合作机制建构的动因、特点及阻力研究

灾害频发是东亚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之一,为共同应对这一挑战,东亚各国在救灾领域展开了积极合作,构建救灾合作机制来应对这一挑战成为各国共识。从灾害预防到灾后恢复重建,从构建对话合作机制到救灾演习,东亚地区在救灾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展开了合作。形成了"一轴心两大国三层次"的救灾合作机制,这不仅有助于东亚地区的救灾合作与人道主义救援,而且也将为东亚国家密切彼此关系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提供动力和契机。

新型农村住宅合作抗震救灾保险机制初探

通过对目前农村住宅抗震救灾现状的分析,借鉴我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模式,提出了一种村民、集体和政府共同集资,共同承担住宅地震风险的新型合作抗震救灾保险机制。对农村住宅合作抗震救灾保险机制提出了初步设想,提出了确定农村住宅合作抗震救灾参保费需要考虑的因素,提出了农村住宅合作抗震救灾年缴纳费用的建议值。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初步研究了农村住宅合作抗震救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保费的多少以及个人和政府的合理出资比例等问题。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际救灾合作初探——以海地地震为例

由于地理及气候的原因,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历次重大灾害都给这个本就相对落后的地区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受救灾理念和技术条件等限制,上世纪该地区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使用简单的"灾难出现——紧急应对"方式,救灾效果较差。随着救灾经验的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救灾议题上日益达成共识,拉美及加勒比各国意识到,单个国家不足以应对频发的灾害,需要充分利用各国的救灾优势和经验,通过完整的灾害管理体系以及地区、国际间合作,共同应对灾害的发生。本文主要介绍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灾害管理体系、该地区与救灾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并以2010年的海地地震为例,探析该地区的国际救灾合作。

日本国际救灾合作特点及战略意图探析

在国际救灾合作领域,日本努力追求主导地位,将提升发展中国家灾害管理能力作为合作主要内容,军事力量在紧急救灾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的国际救灾合作具有提升其国际政治地位、维护海外经济安全、增强与盟国安全防卫合作的战略考量。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参与东南亚地区海洋救灾合作:动因、优势与挑战

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区域,同时也长期遭受着各类海洋灾害的侵袭。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防灾救灾能力,使该地区各国在承受巨大的海洋灾害损失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的海洋救灾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区位、资金、救灾经验和能力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应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海洋救灾合作,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达成“海洋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实施的海洋安全环境。

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救灾合作机制的动因探析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展开救灾外交,主动参与建构国际救灾合作机制,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主张建构全球灾害治理体系。

救灾外交的特点和功能探析

进入新世纪后,救灾外交因地震、海啸、飓风等一系列灾害的爆发而活跃于国际舞台。作为非传统外交的一种新型外交方式,救灾外交不仅促进了国际救灾合作和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的开展,而且可以重塑国家形象、改善国家间关系,达到传统外交无法达到的目标。救灾外交既有别于传统外交,也具有公共外交的特点,在大外交理论框架下发挥着自身独特的功能。

中国—东盟救灾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对于地区合作的较强解释力为救灾合作提供了新的分析视点。纵观中国—东盟救灾公共产品发展历程,可将其大致为分为四个阶段:2003年脱离"概念"步入正式议程;2004年开始蓬勃开发;2008年进入深入发展;近年来,双方致力于合作机制化建设,努力提升救灾合作质量。经过十年发展,中国—东盟救灾公共产品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仍然存在产品普及性不够、内容连续性与系统性不足、产品对机制化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有限等亟待完善之处。因此,需要从强化多样供给主体参与、强化国际调研与统筹安排、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与救灾文化培养、重视机制与法律建设等方面入手,推进中国—东盟救灾公共产品深入发展。

浅析南太平洋地区灾害管理合作体系

作为世界上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南太地区长久以来一直都在寻求建立地区灾害管理合作。由于区域内特殊的地理环境、岛国羸弱的国力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南太岛国希望通过地区灾害管理合作来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以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当前,南太地区正逐渐形成了由地区灾害管理组织、地区多边合作组织以及地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灾害管理合作体系。南太地区的灾害管理合作既存在平等的一面,也存在不平等的一面。

中国—东盟救灾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基于能力、效率、价值的三因素分析

鉴于越发频繁的自然灾难以及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更加务实的救灾合作显得十分迫切。笔者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定性式的建立了包含能力、效率和价值的三要素救灾合作解释模型。三要素彼此不同却又相互关联,能力决定价值预期,效率决定价值的实现程度,价值作为激励因素反作用于能力与效率建设。以此为框架,解构中国—东盟救灾公共产品供给,思考中国推进中国—东盟救灾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