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参与视角下的平台零工权益保障策略研究——以合作用工模式为例

平台零工权益保障事关共同富裕大计,是政府治理平台经济的重要内容。“强监管”政策下,以合作用工模式为例,借助动态博弈模型对比三种政府参与模式(包容式平台自治、审慎式直接治理与合作式协同共治)对平台及其合作商保障零工权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包容式平台自治模式往往导致平台监管动力不足,需要引入政府审慎式直接治理,但存在一个零工权益责任标准的最高阈值,该值取决于劳动市场供给、网络订单收益率、平台规模等;在阈值内,政府可以引入连带问责机制提高平台自治的积极性,此时政府合作式协同治理模式成为最有效的保障策略。一方面尝试回答现阶段平台治理中政府角色转型争议,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规制模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国有通信监理企业技术服务合作用工的风险分析及对策探究

随着我国通信事业的高速发展和工程建设量的爆发式增长,通信运营商对监理单位用人需求日益增加。国有通信监理企业受到企业人员编制的限制,通常采用劳务派遣或技术服务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用人紧缺的问题,因此也带来了一些用工风险。笔者根据自己多年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对企业使用技术服务合作用工的主要风险进行了梳理、分析,为服务于企业的发展,从教育培训、党建、工会、职业规划和校企合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人事制度,以确保企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用工规范科学。

外卖平台企业用工法律关系类型化研究

不断发展的劳动形态和用工形式呼吁对平台用工法律关系进行类型化分析。骑手依托外卖平台进行的生产性劳动,本质上属于从属性抑或自主性劳动。将平台劳动的从属性和自主性特征作为类型化依据讨论外卖平台企业用工法律关系,以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作为识别外卖平台企业用工法律关系的一般性标准,以劳动自主性作为识别外卖平台企业用工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标准。依一般性+特殊性标准对骑手的用工关系进行划分,骑手在合作用工形式中与外卖平台企业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在众包形式中,符合特殊性判断标准同时具有较弱经济从属性的骑手与外卖平台企业之关系为民事关系,但符合特殊性标准同时具有较强经济从属性的用工关系应纳入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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