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产学合作研究网络的研究——以Mobile VCE为例

作为对科研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尝试 ,2 0世纪 90年代前后在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陆续出现了一类国家科技计划倡导下的官产学合作研究网络。本文对英国移动通信行业的此类合作研究网络 (MobileVCE)进行了案例研究 ,论述了MobileVCE的创建过程与管理模式 ,在此基础上 。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述评

为提高较小的、地区的和科研项目较少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水平和培训能力,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合作研究网络计划(Collaborative Research Networks Program)。该计划鼓励这些机构开展团队合作,调整高等教育研究体系,并提供专项资金帮助其建立合作研究网络项目,使这些机构在合作中共同获益。这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一部分,其选择机制、申请程序、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对我国高等教育科研合作体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际组织理论研究的合作模式探究——基于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合作网络的分析

先进的合作模式是理论研究与发展的重要条件。运用知识可视化技术,对1990-2011年期间国际组织理论相关文献进行计量研究,基于对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和研究者合作网络的分析,探究研究合作行为发生的特征与类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研究机构地缘关系、基于研究机构属性亲近、基于研究方向关联性和基于理论创新便利性的合作模式为组织理论研究的四种主要合作类型。其中以研究方向为导向的合作研究占据主导地位,但未来发展将更倾向于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合作模式,为我国组织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新冠肺炎国际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与合作网络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国科研人员全力开展科研攻关。对当前研究态势的清晰认识及对合作研究网络的分析能够为疫情攻关的科研工作者与决策者提供有益的支持。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新冠肺炎的研究结构及引文知识图谱进行分析;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合作研究网络,分析网络结构、中心性和凝聚子群。研究发现:中国研究机构发文总量最高,高被引文献最多;新冠肺炎合作研究网络在短时间内快速形成,但网络较为松散,凝聚度偏低。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香港大学在合作研究网络中承担关键角色。网络中形成了大量紧密协作的子群。

Gowers的网络数学家合作研究实验说明了什么？

传统的数学研究主要是数学家的个体行为,而互联网为数学家的合作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Gowers的实验虽然并不完全成功,但可以说明基于网络的数学家合作研究是可行的,不过也是有条件的。

美国智库在网络安全政策决策机制中的作用及特点

智库在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负责生产知识、讨论公共政策、交流信息并提供解决方案。在参与美国网络安全政策决策的进程中,美国智库逐步分化为安全导向、自由导向、国际战略导向和专业技术导向四类,它们在政治倾向、关注议题、政策立场上各有侧重。结合网络安全决策跨领域、跨议题、跨部门的特点,美国智库通过建立平台、议程设置和人才交流等方式,或间接、或直接地把自身的研究成果、思想理念嵌入到美国网络安全决策之中,并对相关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此外,美国智库注重对中国网络战略的研究,并与中国相关智库开展了一系列二轨对话、联合研究,在中美网络安全外交中具有重要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