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户制视角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探究——以金湖县腾达水产品养殖合作社为例

作为一种新型集体经济模式,合作社在应对市场风险和扩大农村生产经营规模上作出了重要探索。在对金湖县腾达水产品养殖合作社的调研中发现了一种合作社异化的特殊形式,即合作社名义下的“包干”。针对这一现象,以历史惯性和家户制传统为视角,家庭包干形式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中的三种表现:社员经营个体化、分配程序不透明和内部管理无序化。通过对异化成因进行分析与探讨,最后从正确认识异化、发挥政府矫正作用、运行程序正规化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试图为新时代推进农村现代化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城乡关系演变视域下的农民合作社异化:表现属性、底层逻辑与矫正路径

中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异化问题,具体表现为:农民合作社在组织成员、决策制度与分配机制三个方面呈现突出的异化特征,并且逐渐形成了静态封闭性与内部倒逼性的两大属性。农民合作社异化是农民合作社的利益相关主体所共同做出的现实选择。随着城乡互动关系的不断发展,依托小农经济的经济根基在逐步弱化,依托乡村社会基础的社会根基在逐渐萎缩,政府、企业、农民合作社的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等外部与内部利益相关主体基于自身的行为动机,进行了多方互动与动态博弈,最终导致了农民合作社发生异化。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应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但其自我服务的社会属性不可丧失。基于对农民合作社的各个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提出了调整政策扶持考察标准、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范管制力度、降低农民合作社对于企业要素依赖程度、科学设置农民合作社退社成本等矫正路径。

农民合作社异化对自生能力的影响研究

异化现象成为当前农民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的突出特征。基于中国381家产品生产类合作社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分析合作社在股权结构、治理机制、运营管理和分配制度上有悖于传统合作经济原则的异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某些异化有益于合作社的生存与发展,诸如提高骨干成员在理事会的占比、扩大大户的附加表决权、在外雇用管理人员、开展非成员业务和服务是激励相容的,能够满足异质性成员及集体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并最终有助于增强合作社自生能力。由此间接揭示了合作社深化制度变革、转型发展的可能性。

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为何难以规范

公司领办合作社的实质是由纯投资者和惠顾者共有合作社。基于汉斯曼的企业所有权分析框架,投资者与惠顾者共有合作社会导致极高的所有权成本,违背了企业所有权配置的基本规律,这是公司领办的合作社难以“规范”的根本原因。国内外合作社发展经验和典型案例表明:首先,农业合作社大多出现在社员利益一致性较高、比较容易协调的领域;其次,提高社员间利益一致性的努力一直在引领合作社的制度创新;再次,美国将纯外部投资者引入合作社的“有限合作社”模式创新失败;最后,国内某农机合作社的发展案例表明,即使是事先设计好的、被认为非常规范的公司领办的合作社最终也会走向异化。以上经验都支持保持社员利益一致性是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政府应当正视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不规范问题的根源,如果确需引入纯投资者,就应该在投资者和惠顾者之间划定清晰的界限,服从不同的所有权安排。

多元因素诱致下合作社的异化——民国《合作社法》绩效偏离的根源剖析

民国《合作社法》作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史上的第一部综合性立法,在合作社立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为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弱者通过组织化的合作互助获得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以土地私有制和农民主体认知缺失等本土资源为施法环境的民国《合作社法》,其施行并没有实现立法者所追求的民主、自愿、平等、互助合作精神,也没有完成改造农村社会、挽救农村经济的社会目标。民国合作社在多元因素诱致下演变为地富乡绅劫夺暴利的工具。

“空壳”合作社的形成与合作社异化的机理及纠偏研究

“空壳社”与合作社异化均对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及时清理“空壳社”的同时,研究者需要深度辨析形成“空壳社”与“异化社”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本文通过机理分析和案例研究,借助Williamson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论证了合作社的异化与部分空壳社的形成是由于合作社交易成本问题而产生“理性选择”的结果。“空壳社”的清理不能搞“一刀切”,应该通过构建“社员-合作社”的“置信承诺”机制来有效控制合作社交易成本,并探索以合作社为媒介,促进合作社内部社会化服务供给有序,激活合作社发展潜力,这将成为防范合作社异化和“空壳化”的重要举措。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合作能力、合作意识与农民合作社的异化

学界对农民合作社的异化主要有两种观点,即操控剥削论和阶段性合理论。前者认为大户和龙头企业通过合作社剥削农民,后者主张现阶段农业发展状况决定合作社异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学界对合作社的异化分析较为深入,但都没有揭示合作社异化的发生机制,大户、龙头企业与农民剥削关系的标准的讨论也缺乏一致性,而且,基本是从大户和龙头企业(公司)视角分析合作社的异化问题,极少从农民角度去分析。以农民主体性为视角,建立农民合作能力和合作意识、合作成本与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通过对贵州某龙头企业领办的板栗合作社的实地调查,发现合作社异化现象是我国农业现实状况的产物,某些类型的异化合作社可以实现龙头企业和农民的双赢。龙头企业承担了农民组建合作社时的合作成本,独自承担了市场风险,并在带领农民参与市场的过程中,提高了农民的合作能力和合作意识,为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