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工制到按件计酬制——20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制度研究

由于规模大、户数多,20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管理上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为此,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由此,包工制与按件计酬制应运而生,从而有效地消除了混乱现象。

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管理——以包工包产为视角的分析

合作化时期,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推行包工包产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实行包工包产制和提高生产管理水平是一项极其复杂、艰苦的工作,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不足和问题,一些地方也过早过急地采用高级的劳动组织形式。但不可否认,包工包产制度的推行改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管理,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巩固了合作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推行劳动定额管理及包工包产制度是社会主义集体经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它和小农经济的个体生产即“单干”有本质上的不同,不会使农村产生资本主义,使新的生产关系变质。

农村生产合作社优化途径研究——以Z村生产合作社发展为例

伴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小农户的现有优势正在逐渐地消失。在现如今这种市场经济现状下,只有提升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更好的发挥合作社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Z村为例,探讨Z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相应的对策,并对Z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结合Z村相关部门的调查统计数据和自己的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所获得数据分析了Z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纺织生产合作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布匹的供给与需求日益失衡,边区军民衣物严重短缺。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纺织生产合作社实践,解决了战时的军民布匹短缺的困难,同时这一实践也大大提高了边区群众支援革命的热情。其间,边区群众的布匹需求与生产水平的差距,推动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对纺织生产合作社进行调适,逐步的解决边区群众穿衣难题,实现了布匹自给。陕甘宁边区纺织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不仅帮助解决边区军民穿衣需求、提高农民收入,而且使边区家庭妇女在纺织劳动中找到兼顾家庭内外的平衡点,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亦同时促进了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

生产经营型农民合作社数字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路径分析

随着时代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生产经营型农民合作社获得快速发展,能够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建设带来支持,有助于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完善、产业链价值不断提升。生产经营型农民合作社需注重如何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积极引入数字化建设理念,为自身后续发展提供助力。本文对生产经营型农民合作社当前持续推动数字化建设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梳理,结合原因分析提出相应的改进路径,以期能够促进数字农业农村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工作开展创造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临清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探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作为过渡形式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是在总结临清手工业合作化经验基础上,于1953年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被确定为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形式之一。临清最早组织的竹器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最初是为了解决制约其发展的供销问题,它的产生也与中央鼓励和支持发展合作事业,通过合作社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密切相关。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以户单位进行分散生产,保存了原有的生产关系,适应了竹器业前铺后家的“连家铺”生产经营模式,在生产上进行了改造:加强供产销计划性,平衡供产销关系;打破技术秘密,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公共积累,壮大社的力量。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前途是生产合作社,在此后两三年的临清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53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开始后,生产合作社成为手工业新社的主要组织形式,临清对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和扶植不力,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在向生产合作社的过渡上也存在各类问题。到1956年1月,临清实现了手工业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从供销入手,稳步开展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民主办社方针的推行及历史经验

合作化时期,为了指导民主办社,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中央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指示政策,对农业社的财务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及其薪酬、干部工作作风等作出规定和要求,有力地指导了各地的民主办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业生产合作社民主办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进一步密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推动了合作社生产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民主办社取得的宝贵经验,为当前农村村社管理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迪,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长治老区互助组织与社会主义--山西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新解读

本文在引用和解读大量地方性材料的基础上,认为山西长治老区的互助传统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人文环境中自发形成的;长治互助组中的按劳分配和公共积累,本质上明晰和维护了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的私有产权,与后来合作社中的按劳分配和公共积累本质不同;土改后长治地区出现的土地买卖、两极分化,被合作化的倡导者严重夸大了。所以,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互助合作,不可能自然生长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

苏联集体农庄与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差异分析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虽然以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为师,但两者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发展路径上,苏联集体农庄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政府意志;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是政府主导和民间需求相结合,更加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意愿。在所有制上,苏联集体农庄的土地和大型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且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则根据不同时期生产实际及时调整,并在公有化程度上逐步退却。在富农政策上,苏联主要通过暴力镇压方式消灭富农,并剥夺其全部财产;中国主要采取行政强制,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其留下了出路。在单干户政策上,苏联强迫单干户加入集体农庄;中国则是引导方法单干户入社。在生产管理上,苏联主要实行集体承包制;中国则采取包产到队的生产责任管理模式。

种粮大户与粮食生产合作社促进我国粮食生产安全的分析

抓好粮食生产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我国粮食生产存在耕地面积减少且质量下降、经营主体素质低、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低等问题。大力扶持种粮大户与粮食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策略之一。通过提高经营主体综合素质,以调动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同时实施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业,及时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可以增加粮食单产、加快种粮科学技术推广,确保我国粮食生产安全。

专业生产合作社在推动农业产业化中的重要作用——以四川省邛崃市依丰水稻专业合作社为例

农业专业生产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组织和管理形式。依丰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经验表明,将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是当前条件下推动农业产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立法的历史考察

为实施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引导广大农民加入合作社并提炼总结合作化运动的成功经验,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和毛泽东的先后主持下,中央起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为在全国上下取得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草案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再经立法程序,交由政协协商、国家机关修改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讨论,最后由全国人大通过。《章程》制订过程鲜明体现了新宪法框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立法形式,对我国当前乡村振兴、协商民主发展和立法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经济发达地区粮食生产合作社发展对策研究——以浙江省上虞市虞东粮食生产合作社为例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稳定粮食生产的需要,经济发达地区的粮食生产合作社发展较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同时,在发展中也面临着经济效益走低、缺乏长效机制、基础设施脆弱、政策支持不够等困境,需要通过拓展经营空间、扩大经营规模、创新经营手段、加大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对策,探索粮食生产合作社不断壮大的途径。

粮食生产合作社外部效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选择经济价值增加、社会价值增加、生态价值增加、文化价值增加一级指标及其他若干等二级指标共同构建粮食生产合作社外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地调研数据,计算出粮食生产合作社的外部效率评价值,由于国内外目前并没有相对成形的合作社外部效率计算方法,因此选择了主观性较强的层次分析法进行尝试性探索,并提出了今后完善的建议。

简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是边区在战争和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的特殊环境下 ,为保障边区工业日用品军需民用的自给而建立的合作生产组织 ,它在以自力更生实现边区抗日军民工业日用品的自给或半自给的工业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并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础之一。

论五十年代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兼析新形势下发达地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制度渊源及发展前景

论五十年代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兼析新形势下发达地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制度渊源及发展前景山东农业大学靳相木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出现了新的势头，尤其是发达地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崛起，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新形势下农村股份合...

湟中县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现状与对策

湟中县粮食生产方式形成了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共存的格局,粮食生产逐步向专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阐述了湟中县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基本情况、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存在的主要问题、今后的工作思路及措施。

合作社二元组织结构及其合作理性——以阿坝州羌绣生产合作社为例

羌绣生产合作社是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组织,存在两种组织结构的博弈。正式组织结构违背效率机制,嬗变成获取合法性机制的神话仪式。非正式组织结构符合社员的合作理性,但塑造了控制与服从的对立关系,阻碍合作社的功能发挥。为消解两者的张力,应推进合作社组织结构多元化,建立合理的盈余分配机制,弥补执行机构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