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理性审视与愿景

行政机关追究政府生态责任具有高效优势,这取决于行政机关具有的权力直控性、自由裁量权、队伍专业性和信息资源丰富性以及行为自律性。目前行政机关追责实践正在遭遇同体追责引发的普遍困顿、追责职能定位和追责能力建设存在的特殊问题,而行政机关自身的不足、新型道德制度的缺场缺位以及追责职能复杂性艰巨性的客观因素等是其主要缘由。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关追责高效优势以及缓解乃至避免其面临的困顿和问题,就必须顺应政府治理模式演变规律,构建切合中国国情的合作追责体系和追责方式。为此,就应在强化与推进必要的协作追责的同时,着力于合作追责主体的培育,实现合作追责制度的创新和合作追责技术的升级。

论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职能实现

在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体系中,人大是最具权威性的监督和追责主体,但其监督和追责职能的制度规定与实际履行的差距依然明显。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职能定位应当坚持中国特色取向、人大权责一致、职能定位过程以及生态相对优先的基本原则,应当既要说明人大中由谁来追究责任和追究政府中谁的责任,也要考察追究政府什么性质的责任和人大如何追究政府责任。制约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实现症结点主要在于人大自身建设的不足、生态社会力量的薄弱以及作为追责对象的政府掣肘。因此,针对上述症结点,运用公共管理创新理论,推进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实现的主要着力点应当在于不断提升人大追责动力和能力、培育成熟的生态社会力量和构建新型的合作追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