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治理中惠台政策“合力困境”与纾困路径

跨域惠台政策协同治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由于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传统的分散型治理模式既由单一主体或部门负责,在跨域京津冀惠台政策协同治理方面收效甚微。本文基于SFIC(外部环境、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协同过程、评估问责)修正模型,来研究京津冀惠台政策的“合力困境”。解决惠台政策协同的现实困境,政府要整合外部资源以走向一体化管理,有效聚焦多元主体的利益配置,构建跨域政府催化领导机制,提升跨域平台治理能力,完善惠台政策执行奖惩机制,助力共生平台的适应性治理。

协同治理中的“合力困境”及其破解——以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为例

旨在应对单一部门解决公共问题失败的协同治理备受关注,但协同过程,尤其是协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却更为关键,它直接影响协同实践的成败。这一问题表现为协同主体“合力”并不总是能够形成,存在“合力困境”。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发生较早、机制完善,但协同主体合力仅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产生,事件发生前后的多数时间又趋于平静。协同目标的不一致、主体地位的差异、补偿机制的不完善、能力与压力的不平衡致使“合力困境”出现。基于此,协同主体“合力困境”的破解之策在于:建立职权明确、高于区域内任一行政单位的协同组织,平衡强弱势主体间的权责差异,并通过该协同组织实现治污资源的分配转移,补偿弱势主体治污损失,促进发展公平。

协同治理视域下长三角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研究

长三角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教育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对各主体协同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协同治理的主体、目标、方式、过程四个维度可以分析出长三角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程度。在主体维度,应加强政府主导与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在目标维度,应警惕内涵式评价指标体系异化为外延式发展评价;在方式维度,应认识到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及其限度;在过程维度,应协调好外部规制与自组织性关系。推动长三角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协同治理需要在提高协同主体的协同能力,破解协同的合力困境,克服协同中的信任危机,实现协同各方的利益平衡等方面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