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请求权——兼论信托的合同基础

在信托制度中是存在着合同基础的,赋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请求权只是归还了其本应享有的权利,委托人享有对受托人的请求权是应被肯定的,这仅是还原了信托的本来面貌,并没有扭曲信托制度。

合同基础浅析

探讨合同基础,旨在增强合同规范性和完整性,为裁决合同效力提供一个统一标准。界定合同基础,法学界尚未系统研究,但涉及的观点不少,之中,两种观点极具代表性。其一,英美法系的“对价说”认为,对价是合同基础。对价与诺言互为交易对象,即诺言人为获取对价而作出允诺,受诺人为得到允诺而提供对价。有对价合同有效,无对价合同无效。其二,大陆法系“原因说”认为,原因是合同基础。原因是指订立合同的缘故,有原因合同有效,无原因合同无效。但二者仅触及合同基础的外延。

信托制度的合同基础——以受益人权利为视角

生前信托的基础是合同,其本质应该是契约性的。信托合同可以被视为转移所有权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并有债权制约,而受益人享有基于该合同独立的债权请求权以及基于该请求权产生的其他从权利。生前信托的设立包括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核心在于债权行为。确立生前信托的合同基础能够推进信托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适应了我国物债二分的民法传统,同时能够达到与衡平法支持下的英美法信托同样的效果。

基础合同虚假之保理合同效力认定研究

法院对基础合同虚假之保理合同效力认定存在裁判分歧。保理合同不同利益主体诉求的差异性、立法与司法的差异性以及司法裁判正义价值目标的实现都要求在裁判中进行充分的利益衡量。司法裁判应在利益衡量方法与价值判断的指引下,在明确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相对独立、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基础上,通过区分通谋虚假意思表示的内外效力、统一“强制性”规定对保理合同效力影响的司法认定路径、类型化适用基础合同虚假时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则等方面来重塑基础合同虚假之保理合同效力认定的裁判路径。

基础贸易合同对信用证独立性的干预分析

信用证的法律性质是契约关系,核心法律关系是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有条件的付款承诺关系,这种承诺关系被认为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在信用证的开立与履行的整个过程中,基础贸易合同都会干预到信用证的独立性。基础贸易合同的履行得当与否会直接干预信用证的正常履行。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之间的商业利益关系决定了开证行能否正常对外付款。

信用证当事人虚拟基础合同交易欺诈——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与独立性原则平衡关系的研究

信用证独立性原则与信用证欺诈两者之间在实践中存在矛盾,为了保证信用证近于现金流通性质,对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应当进行严格清晰的定义。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工具之一,有着汇付、托收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国际贸易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因此也成为欺诈的重灾区,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信用证下的单据不符与单据拒付对基础合同的影响

信用证与基础合同相互独立,但同时信用证又是基础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因此,信用证下的单据不符与单据拒付对基础合同就将产生影响,现偿试做一分析。

信用证支付中基础合同的独立性探析

在信用证作为普遍支付方式的国际贸易过程中,基础合同是否独立于信用证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界颇具争议的问题。文章从理论基础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对基础合同的独立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基础合同不能完全独立于信用证而存在,信用证的修改将对基础合同产生影响。在论证基础合同不完全独立于信用证的同时,分析了在信用证修改的情况下,基础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还能不能以原合同中的权利救济条款向另一方主张权利的问题,并提出了处理具体案件所应遵循的规则。

基础合同引发保理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研究

保理合同是以基础合同产生的债权让与为核心而成立的合同。实践中保理合同当事人的纠纷主要集中于因基础合同含有禁止让与债权的条款、基础交易关系改变、基础合同不存在而导致保理商的应收账款难以实现。上述情况中,对于金钱之债,“禁止让与”的条款不得对抗任意第三人。在当事人变更、终止基础合同时,需要考虑变更理由是否正当以及是否对保理商造成不利影响;当事人解除合同的,需要对不同类型解除权的行使分别讨论。当应收账款为虚假时,应当按照基础合同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以及保理商是否明知或者应知分别处理。

与基础合同有关的国内保理融资风险及防范

国内主要银行充分利用《合同法》有关债权转让的规定,借鉴国际保理的原理和要求,创新出国内保理融资业务品种,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问题。本文在简要介绍国内保理融资业务的基础上,就与基础合同有关的国内保理融资风险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对策建议,以期对银行防范此类风险能有所裨益。

保理基础交易合同协商变更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以《民法典》第765条为中心

基础交易合同的订立是保理合同得以成立的前提。《民法典》第765条分别从时间、主观和客观三个方面规定了基础交易合同协商变更或终止的限制条件,但检视第765条中规定的限制条件可知,其仍存在审查方式存疑、“不利影响”和“无正当理由”过于抽象以及债权转让通知尚未到达债务人时基础交易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等方面的问题,在适用上存在障碍。因而,理解保理基础交易合同协商变更制度,首先应从逻辑层面,确认第765条中限制条件的审查方式为阶层化审查法,并明确该当性、可归责性和时间要素为基础合同效力审查的要件。其次应从适用层面,进一步厘清该当性阶层中“不利影响”和可归责性阶层中“无正当理由”的范围与边界,并澄清时间要素中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前,不同情况下基础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进而裨益于司法实践。

保证保险合同与基础合同的关系问题

保证保险业务中存在两种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基础合同),债务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保证保险合同。确立基础合同与保证保险合同之间是否具有从属性质,对于保证保险纠纷案件在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方面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论保理法律关系中变更、终止基础交易合同

保理合同和基础交易合同虽为相互独立的两个合同,但在保理法律关系的特殊法律构造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却紧密相关。《民法典》第769条确立了保理法律关系适用债权让与的规范,但是若严格从债权让与角度解释保理法律关系,不能恰当处理基础交易合同变更、终止对保理合同的影响,故在坚持适用债权让与的立场上,需要引入其他的解释路径,针对债权让与理论解释基础交易合同变更、终止对保理合同影响的困境,可将保理业务下的基础交易合同作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看待,运用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解释路径解释基础交易合同变更、终止对保理合同影响的相关问题,进而探求基础交易合同变更、终止对保理合同的影响。

浅析国际金融惯例的核心——金融业务独立于基础合同

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市场资本流通的程度日益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涉外纠纷也开始增多,这些纠纷也引来了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批评",主要针对中国金融机构没有很好地遵守国际金融惯例。此中的是非曲直不在此评述,但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国际金融惯例的问题。一、国际金融惯例概述由于国际金融业务具有复杂性、广泛性和竞争性强的特点,此方面的纠纷十分频繁。当事人各方都企图排斥对方国家的法律管辖,从而严重影响了国际金融业务的发展。

利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变更的探讨——以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为例

设计施工总承包的D-B模式或设计采购施工/交钥匙总承包的EPC模式,是目前国际工程承发包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新型模式。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不断进步以及工程建设市场全球化进程加快,这种新型总承包模式日益成为建筑市场走向专业化、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文章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岛隧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为实际案例,介绍与分析承包人如何抓住和利用“情势变更”原则来实现总承包模式下合同的变更,并达到化解主要显失公平的风险及寻找索赔空间和理据的目的。

保理中基础合同协商变更或终止的限制

债权流通与债务人保护间的价值权衡是债权转让法中的重要课题,保理场合亦莫能外。保理同时涉及保理法律关系与基础法律关系。意思自治原理支配下,基础关系当事人本可自由协商变更或终止合同;但在保理场合,因基础合同变更或终止可能导致应收账款价值贬损进而损及保理人利益实现,故制度层面需设利益平衡机制,有效协调保理人与债务人间的利益冲突。鉴于此,《民法典》第765条针对让与通知到达后基础合同协商变更或终止,设以“有正当理由”与“未对保理人造成不利影响”两项限制事由,满足其一即可对保理人发生效力。本文拟就此展开教义学分析,以期助益于审判实践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

关于涉外经济合同中银行保函的几个问题

关于涉外经济合同中银行保函的几个问题陈爱蓓银行保函是指银行根据客户的申请，为其向国外受益人担保某项义务，承担一定条件下付款或赔偿责任的书面承诺文件。目前，我国银行为涉外经济合同提供担保，大多采用这种形式。按照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一旦客户不能对外履约，...

国家合同(民法方面)

法律规定国家订货人在合同基础上．根据俄联邦政府批准国家订货人时确定的条件，可将其部分职能转让给企业、单位和机构，不以其所有制形式为转移、这种转让遵从权力委托的一般原则，其中可指出以下几点：1）从法规上对权力委托的可能性加以固定；2）委托的经济论据（合理性）；则可以不委托全部权限，只安托部分权力；4）在一定期限内或不定期．但不是最终委托权力．也就是说国理机关有拟于任何时解收回整托的权力．B）钱上委托趔越自己闻拥有的权力。因寡合同规定合同当事人在保杯国家肯罢方激的权利与义务（而且囫家订货人无论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国家均是责任方）并调整合同执行当中供货人与国家订货人的经济、浩劫和组织被众关系。此外，合同申规定供货或完成工作的数量、品种与穆序．价格；期限与绍货办法，台方的财产责任以及其他条件．

论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基础与适用

论述了情事变更的理论依据、构成要件及该原则的效力;分析了其原则与相似观念的区别;指出了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这是我国司法解释规定了的情事变更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