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域下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体系研究

《民法典》的出台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合同履行障碍制度中存在的部分冲突与竞合问题,但其相关规定仍然呈现出层次不分明、边界不清晰及试图统一等缺陷。明晰合同履行障碍的内容,对合同履行障碍进行类型化区分,从而形成完整的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体系,对于学理建构及实践中维护合同双方利益均有重要意义。

严格责任视角下合同履行障碍的救济机制

合同履行障碍这一概念源于给付障碍,《民法典》为了使合同当事人从该障碍状态中脱离,采用了统一构成要件与具体风险分配规则并用的二级救济机制。具体风险分配规则适用的可责性划分标准,随着过错责任向严格责任的转向而消弭。传统民法理念的风险分配规则不再将过错作为要件,这导致合同解除规则与个性化的风险负担规则之间出现了规范竞合。本文从合同履行障碍的特征出发,在学界二元论的基础上,对规范竞合情形下,债权人的选择权路径进行修正。

合同履行障碍制度的路径选择

传统的合同履行障碍"事实构成进路"不可能统摄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的履行障碍形态,将原来用于填补法律漏洞的积极侵害债权、缔约过失责任与交易基础的丧失这些判例制度法典化,仍不能克服其本身内在的缺陷与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较理想的能覆盖全部障碍渊源的进路即"法律效果进路"应运而生。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在选择合同履行障碍"法律效果进路"时,完全可以以"义务违反"和"不履行"的复合标准为连接根据,即在一级层面上采取"义务违反"和"不履行"的"法律效果进路",而在债务关系的二级层面上完全可以建构规制给付不能、迟延给付、加害给付与保护义务侵害的多重体系,以顺应现代债法发展的主导趋势和开放潮流。

合同履行障碍法的历时性观察

合同履行障碍论为理解合同法各个制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决债法各部分之间的边缘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实现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为目标,现代合同法律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有机性和程序性特征。合同义务从缔约接触开始,经过给付阶段,迈向合同终止后的给付利益维持阶段。与这一过程相适应,合同履行障碍法在时间上的扩张成为必然。

论我国合同履行障碍救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我国现行合同履行障碍救济规则散见于《合同法》的各个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合同履行障碍救济体系。应当对《合同法》中的履行障碍规则做体系化处理,以求实现更广的涵摄效果和更强的救济能力。在以合同履行障碍救济论为价值取向的背景下,《合同法》中的履行障碍法规则部分当采"救济进路",并以"义务违反"作为该路径的连接依据。同时,从为受害人提供救济的目的出发,也有必要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形态进行类型化区分。

合同履行障碍与风险负担竞合冲突解释论

风险负担规则从属于合同履行障碍,在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而造成的标的物毁损灭失时,与履行不能功能交叉重合。由于履行不能与风险负担具体解决机制不同,在适用时会发生竞合与冲突,但两者在目前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并存论更适合我国。具体而言,风险负担规则可以填补不可抗力免责规则缺少对待给付义务免除的内容,并优先于合同解除适用。而在情势变更规则中,风险负担与情势变更救济机制并不存在实质性矛盾。因此,当合同履行不能与风险负担规则竞合时,应优先适用风险负担规则。

合同履行障碍合同法解决机制

合同履行障碍制度在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在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时为保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所依据的一套制度体系。文章围绕着合同履行障碍的概念、性质、表现形式以及对应的解决机制进行展开论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合同履行障碍的制度体系做初步的探讨。

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

合同履行障碍如何解决是民法典合同编的重要问题,我国民法典通过建立违约责任制度、合同解除制度、风险负担规则等为合同履行障碍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机制。但是上述救济机制并不是单纯的排列组合,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构成我国合同履行障碍合同法的解决机制。

目的证成下的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

合同履行是交易实现的关键,是合同实现功效的主要方式。但是在合同成立后,总会有种种原因导致合同的履行陷入僵局,从而引发履行障碍。而从合同目的实现程度,解读合同履行障碍的解决机制,对于实现合同目的,维护交易安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合同履行障碍的民商事法律救济途径

合同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合同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书,更是市场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研究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合同履行障碍的类型及其对合同履行的影响,探讨现行民商事法律体系中关于合同履行障碍的救济途径,重点研究如何优化这些救济途径以提高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疫情之下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选择适用

疫情爆发致使企业订立的合同出现履行障碍,疫情已经被定性为“不可抗力”,但是当企业主观上具备预见能力、疫情与合同履行障碍间的原因力不足、订约目的并未完全落空时,企业的不可抗力主张就难以被法官采纳。虽然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在价值导向、履行障碍受损程度、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实质性区别,但在现有的《民法典》体系下,两者共同构成了履行障碍救济体系,明确两者的适用规则对保护企业利益和帮助企业选择救济方式具有指导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