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解除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作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原因体现于因不可抗力和因违约行为所致两种情况。这种界定过于狭隘且判断标准不明确。通知解除的法律后果可能侵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应予以限定。英美法中的目的落空制度可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很好的借鉴。

论法定解除权的内外体系——以《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中“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切入点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中“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含义难以从“合同目的”概念本身寻得正解,需从法定解除制度的正当化理由中求解。《民法典》和《合同法》中法定解除权的外部体系受根本违约模式、定期催告模式和混合模式的多重影响,逻辑理路不甚明晰,亦需诉诸法定解除权的正当化理由。在内部体系上,效率说和利益平衡说皆难以提供实质正当化理由。牵连性虽是传统的正当化理由,但仍未切中肯絮。应有合意说不仅能涵括前者,更能解释前者力有未逮之处,消弭法定解除和契约严守的“矛盾”,是更合理的正当化理由。在外部体系安排上,法定解除权成立的规范群应是任意性规定和合同补充解释规定的集合。其中,任意性规范宜从债权人救济视角作重新排布,反映解除权发生的典型应有合意。

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以指导案例67号为例

自最高法指导案例67号公布,多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本文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视角,从合同目的的基本含 义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与合同解除权、根本违约的语义辨析出发,探析案涉《分期付款协议》的合同性质及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 着眼于指导案例67号关于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论述,以期获得新的启发。

《民法典》法定解除权的配置机理与统一基础

《民法典》中的法定解除权基于不同法定事由产生,但在法教义学上有统一的基础。一是它们均导致基于不同角度判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是法定解除权使当事人摆脱合同义务,重获行动自由,且通常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法定解除权规范蕴含了效率、公平、诚实信用等不同理念,分则中的解除权规范多为通则规范的具体化,但也包含对当事人之间的人合性、法益权衡等的考量。法定解除权的终极正当性依据需要从当事人的合意中寻求,法定解除权与契约自由并非扞格不入,但前提是立法者对当事人美德的想象。与《合同法》相比,《民法典》强化了合同解除在终结合同僵局、建构当事人新法律关系方面的功能。但解释论还需澄清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要件、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中解除权的衔接、固定期限继续性合同履行中的僵局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