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发展基金使用权的取得及其行使——对演出合同纠纷案的评析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通常情况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资金应如何使用,应由谁支配决定的问题,双方有约定的应按其约定执行,未有约定的应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由该资金的使用权人支配决定。补充合同漏洞时,一般情况下,有任意性规范的,适用任意性规范补充;如果没有任意性规范,则通过补充的合同解释方法,对合同漏洞进行解释说明;在特殊情况下,补充的合同解释可以优先于任意性规范加以适用。

中英比较视野下补充合同解释之研究

补充合同解释是填补合同漏洞的方法之一。从方法论的角度,应强调补充合同解释作为合同解释中一个明确阶段的独立性,厘清其与狭义合同解释、任意性规定的关系和界限。解释作业必须有意识地分阶段进行,狭义合同解释、补充合同解释和适用任意性规定这三个步骤,必须循序渐进。补充合同解释与狭义合同解释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需要首先确认合同漏洞的存在。补充合同解释和任意性规定既有关联又有区别,补充合同解释在填补合同漏洞时具有优先适用性。目的解释也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合同解释方法。研究表明,目的解释在补充合同解释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在以非典型合同为主的商事合同中,这种重要性更为突出。目的解释是确定"假设的当事人意思"的重要工具,还能帮助判断其他合同解释方法的适用是否正确,避免产生不当的裁判结果。因此,应在补充合同解释的方法论和适用中充分重视目的解释的作用。

合同解释、合同补充与合同修正

合同解释、合同补充和合同修正是方法论上的法律解释、法律补充和法律修正"三阶段模型"在合同法中的具体体现。合同解释旨在探究当事人意思,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其目标可区分为内心真意、外在表示和客观的合同目的三种类型。其中,内心真意含义的确定应当考虑一致性、诚实信用、效率和社会标准。当内心真意和外在表示不一致时,内心真意原则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合同补充的目标是填补合同漏洞,其中,合同漏洞的认定应当以不完整性和违反计划性为标准,合同漏洞的填补则必须遵循任意性规范和诚实信用原则。就合同补充而言,客观法律规定仅填补合同漏洞;然而,就合同修正而言,客观法律规定却取代当事人意思,因此,必须考虑诚实信用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社会责任原则。

论合同漏洞及其补充

合同漏洞补充是一种特殊的合同解释方法。合同漏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由于狭义的合同漏洞确定性较强,其补充方法也可用于广义的合同漏洞,故在此仅讨论前者。合同漏洞往往因当事人应约定而未约定产生。构成合同漏洞,必须同时违反合同计划和具备不圆满性。补充合同漏洞,首先由当事人以协议为之。协议不成时,由裁判者寻觅合适的强制性规定、任意性规定、倡导性规定,包括《合同法》分则、《合同法》第61、62条等予以填补。若如此操作不合适,则应采用补充的合同解释填补合同漏洞。各合同漏洞补充方法适用有顺序先后,以及例外情形。交易习惯亦为补充合同漏洞时应考虑的因素,至于其为独立的补充合同漏洞的方法还是归属于补充的合同解释,均不无道理。在运用具体的补充合同漏洞的方法之后,还应基于诚信和公平二项原则,在总体上作最后的审视、权衡,力求妥实。

英国合同法中可预见性规则的矫正适用及其对我国司法裁判的启示

可预见性规则作为限定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传统路径,多年来一直受到英国学界的诟病。英国普通法自The Achilleas案以来创设责任承担规则作为对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规范,主张结合合同特性、商业背景或交易习惯等因素对合同进行补充解释,得出更接近当事人合意的损失赔偿额。可预见性规则与责任承担规则的理论基础均是遵循当事人合意来确定损失赔偿数额,前者属于法律的一般化推定,后者是依据相关要素对合同进行补充解释作业;当法律一般化推定的结果与补充解释的结论不符时,再利用后者对损失赔偿数额进行调整。我国司法裁判应借鉴责任承担规则调整损害赔偿范围,在运用可预见性规则的基础上结合《民法典》第510条来确定损失赔偿额。

责任保险之责任确定约束力的体系构建

只要是责任保险合同,就必然会涉及两层结构(责任关系和合同关系),而两层结构的分离使得责任关系中的责任确定结果不能直接约束合同关系中的保险人。这一两层结构在保护保险人的同时,也带来了双重审查、赔付拖延,乃至诉讼激增的问题。只有回归实体法,按照“保险人参与/无参与机会/放弃参与机会”进行类型区分和体系建构,才能达到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同时,体系化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对多种诉讼制度的不当运用,虽然能够暂时缓解两层结构带来的困境,但仍然存在着区分不合理、法律适用错误、逾越司法权限、适用效力不足与溢出等问题,应当予以摈弃。

最小必要原则在平台处理个人信息实践中的适用

最小必要原则包括相关性、最小化、合比例性三个子原则。在适用该原则时,我国实践中的主流做法是只承认网络平台的次要处理目的,即实现具体业务功能,而不承认其主要处理目的,即提供精准的交易媒介服务。最小化原则的要求与网络平台实现其主要处理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匿名化制度都难以缓解该张力。鉴于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利益减损型处理行为,如果网络平台实际上为增进信息主体的利益而行动,便不满足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条件。按照补充性的合同解释方法,网络平台在提供媒介服务时应当承担给付型忠实义务,即有义务为消费者在所媒介交易中的可得利益最大化而行动。履行给付型忠实义务的网络平台,在其个人信息处理的综合影响为正面,且给信息主体造成的损害或者危险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在合理的必要范围内处理非敏感的和敏感度低的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