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法律适用分析与完善进路

违约方解除合同作为解决合同僵局的新路径,是司法实践的产物。《民法典》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适用及其作用机制尚且未做出明确规定,学术界对该问题的争议较大。因此对合同僵局现有应对机制凸显的困境进行反思,对适用“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学界观点进行分析,有助于厘清“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权利属性,进而推动“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完善。

论合同解除权诉讼上行使的性质及司法规则

《民法典》第562条~56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是一种普通形成权,可以在诉讼外及诉讼上自由行使。不同于形成诉权,合同解除权行使之诉为确认之诉。合同解除权诉讼上行使的效果应依实体法的规定处理。原告撤回诉讼、变更诉讼请求为继续履行等或与被告达成调解的,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应根据解除意思是否到达对方及行使解除权的行为是否具备实体法规定的要件进行判断。经相对人同意,解除权人可撤销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若因此损害第三方利益且第三方提起诉讼的,法院应依实体法的规定审查前诉中合同解除的期间,并作出相应处理。

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合同解除权产生的情形因约定和法定解除权的不同而不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只需由解除权人单方通知对方即可,无须征得对方同意,也无须通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合同立法既赋予合同一方的解除权,又赋予合同另一方的异议权。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后果是合同解除,但合同解除对合同双方还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破产管理人合同解除权限制问题研究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8条赋予了破产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权利,但却并未对该条款可适用的合同范围进行限制,导致在某些情况下破产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将有违社会公共政策,不当损害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且与我国其他民事单行法的规定相冲突。建议在涉及公共利益的不动产租赁合同和公共事业服务合同中,限制破产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和已预告登记的合同中,限制破产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权,以平衡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使合同的当事人更好地行使解除权,文章从《合同法》第96条第1款的规定入手,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主体、行使的方式、异议人的异议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认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主体不仅包括守约方,也应包括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人可以通过诉讼或者仲裁诉请解除合同,异议人提出异议应有期限的限制,异议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解除权人提出。

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合同解除权是指合同当事人依法或依约定享有的在一定条件下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权利,其行使应当以书面通知方式。同时,应当通过完善催告制度,促进没有约定或法定期限的解除权行使。为防止对解除权行使的异议权的滥用,应当对异议权的保有期限也做出明确规定。

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立法反思

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与附和性特征决定了保险法必须赋予双方当事人不平等的合同解除权,但由于过分加大了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难度,从而使保险人行使该权利存在现实困惑。具体而言,保险法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增设了保险人"曾经询问"、投保人"没有告知"、投保人"主观过错"等七道关卡,使保险人对该权利的行使变得可望而不可及。为此,应通过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故意"、"重大过失"、"足以影响"进行规范,将不可抗辩条款局限于人身保险合同并增加除外适用规定,增设人身保险合同复效投保人补充告知义务并重计合同解除期限,延长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期限,以期进一步完善有关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立法,将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落到实处。

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之现实诠释

本文根据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相关规定,结合目前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不同认识和运用,从通知方式和送达时间两方面入手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予以详细的解释。

劳动合同解除权的缺陷及解决对策

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我国劳动法的一些条文较多地规定或者强调了劳动者的权利,但是片面扩大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不仅没有保护劳动者利益反而对劳动者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对于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应有具体合理的条件限制(说明),其解决方法是区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不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两种情况。

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研究

合同解除制度是合同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赋予当事人解除权,使当事人尽早脱离不稳定的合同关系。我国合同解除制度对解除权的行使条件、行使程序、法律效力等问题有作出较为完善的规定;但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并不完善,存在一定的法律漏洞。从合同解除权及其行使期限的相关概念、性质入手,重点分析在两种情形下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存在的问题以及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间起算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一些建议。

合同解除权的规制路径及其立法完善——以合同主体的利益平衡为分析视角

由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将导致合同成立时当事人所预期的且受法律保护的合同目的不能达到,故立法的形式价值在于规制合同解除权,实质意义在于平衡违约方与非违约方之间的利益及社会利益。合同解除权的规制路径主要是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条件、行使程序及效力三个方面进行规制。现行立法需以公平的理念来寻求维护各方利益的最佳契合点,对不同违约形态下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进行分解和细化,确立合同解除权消灭制度,健全合同解除责任体系,以防止合同解除权滥用,保障交易安全。

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合同解除权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国际贸易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法律文件,两者皆把合同解除权作为违约救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用不少条款加以详细的规定,作为英美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相互结合的产物,其合同解除权制度的具体内容与我们所熟悉的大陆法系或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解除权有相当的不同。

债权让与中原合同解除权行使规则探析

我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确定了债权让与中从权利附从主债权移转的制度,并规定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从权利除外。但是,对于各种类型从权利的移转和具体行使问题,在理论界仍存在不同观点。为了更好地解决该问题,试以原合同解除权这一从权利为研究对象,在扩张解释《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前提下,通过考察从权利与受让人债权请求权结合之后的功能,来判断从权利是否与让与人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同时在兼顾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权利义务相统一、利益平衡的前提下,初步构建债权让与中原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具体规则。

关于所有权保留制度合同解除权的探讨

关于出卖人的权利，一般认为包含解除权和取回权两种权利，但是出卖人可否同时享有这两种权利以及出卖人是先行使解除权后行使取回权还是先行使取回权后行使解除权等方面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者是有很大的不同。解除权在其中属于基础性权利。

合同解除权主体探析

无法通过强制实际履行的合同．一旦出现一方拒绝履行的情况．其解除在所难免。《合同法》第94条“有权解除合同”的“当事人”应理解为“合同各方当事人”，如此．并不必然损害交易安全；相反，更为节省社会资源．也更为实际。

用人单位劳动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劳动合同法》延续了《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解除分类及基本原则的规定，即劳动合同解除分为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者单方解除、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只有符合法定情形的，才能解除劳动合同。

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内涵解读与法律适用——兼及不可抗辩规则的适用与完善方案

关于不可抗辩规则适用前提的保险人合同解除权以及作为其延伸制度的拒赔权,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关注均显不足。关于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要件,应在立足我国保险市场实践确定其内涵的同时,明确将欺诈型投保排除在不可抗辩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关于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间,既应厘定其内涵,又应对"30日短期限"的规定进行反思。拒赔权的内涵及其法律适用也应区分不同情况妥善处理。

诉讼上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司法检视与应然规则

涉及普通合同解除权之行使争议的诉讼在性质上属于确认之诉,但实践中不少法院将其误识为形成之诉。在判决主文的表述上,错误采取形成判决的方式来处理合同解除问题的案例极为普遍。诉讼上行使合同解除权时,解除效果的发生与否,仍应遵照实体法的规定处理。原告撤回诉讼的,其行使解除权的实体法效力不因诉的撤回而受影响。诉讼中原告将解除合同的请求变更为继续履行等其他请求时,关于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应根据解除意思是否已经到达对方以及是否符合实体法上解除权行使的要件进行判断,法院应当审查变更诉讼请求之前是否已经产生合同解除之私法上效果,并对案件作出相应的处理。

我国合同解除权应遵循的步骤和消灭原因

由于各种原因，合同得不到正常履行在所难免，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前终止合同关系，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这就涉及合同解除权。

浅议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合同解除及其解除权的行使。这种看似明确的规定在理论和实务中却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是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方式,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限以及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后果等。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