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证据法挑战及其应对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对于净化权力运行环境、消除受贿犯罪诱因、推进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的贿赂犯罪查办模式中,办案机关通常采取特别减免行贿者刑事责任的方式,以换取行贿者的证言及其对办案活动的配合,进而实现对受贿者刑事责任的追究。受贿行贿一起查必然要求严格控制对行贿者适用此种激励机制,从而会影响行贿者认罪和供述的积极性,给贿赂犯罪的证明和追诉带来重大挑战。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需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追究受贿人和行贿人刑事责任的同时,破解贿赂犯罪的证明难题,审慎构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重视发挥技术调查措施的作用,优化推定证明机制,有限度地引入合意事实观。

刑事自认:认罪之证明效力的教义学阐释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认罪事实的证明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认罪与同意简化庭审质证程序、庭审调查的重点从案件事实转换为认罪自愿性、法官确信认罪真实性之间的逻辑关系亟须理论阐释。供述和承认可以融合并概括为认罪,在认罚及其程序从简、量刑从宽后果的加持之下,供述和承认共同产生刑事自认的法律效果。刑事自认的实质是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真实性达成了共识,形成共识性的事实,进而达到共识性真实。自愿和明智的刑事自认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认罪在内容、形式和效力上已经具有了刑事自认的属性。刑事自认可以产生事实及证据合意、减轻控方的说服责任、省略庭审证据调查程序以及增强法官内心确信的效果。

刑事诉讼事实形成机理探究

以往的事实发现理论将裁判事实看成是单方反映和发现的结果,追求诉讼认识与客观实在的符合,是一种结果性事实观的体现。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认识活动不能被简单地化约为主客体间的关系,法律事实是在诉讼活动主体间的行为和交互作用中生成的,是各诉讼认识主体共同建构的产物,建构性诠释了法律事实的形成机理。通过开放的程序建构出来的法律事实是一种程序性共识,以其作为裁判的基础,能够重建司法裁判的正当性。未来,我国刑事司法应打破结果性事实观的束缚,以理性、开放的程序性事实观为指引,进一步区分对抗式司法模式下的博弈性事实与合作式司法模式下的合意性事实在形成机理上的差异性,最终实现事实理论对刑事程序改革实践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