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无“哲学”与“中国哲学”合法与否

学界最近关于“中国哲学合法与否”的争论似乎总和“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纠缠在一起,事实上,两者之间并无必然之关联,对后者的回答取决我们对“哲学是什么?”的理解和界定,而前者的根据则在于近代以降中西思想文化交汇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否认中国(古代)有“哲学”并非一定就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也许恰恰相反,言之凿凿地肯定中国(古代)有“哲学”者倒很有可能落入“西方文化中心”的窠臼。如果我们说中国有哲学,那么它一定不是一个实然的、既成的东西,而是一个应然的、生成的东西。

从遵从到创造:社会企业获取组织合法性的路径与策略——基于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

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制度观和战略观,探索社会企业实现组织合法性的路径及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纵向追踪社会企业佳信德润的整个创业过程,从动态角度探讨该企业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组织行动和策略,可以发现,作为一家社会企业,佳信德润在初创期和起步期,不得不服从外部制度压力,采取遵从环境等被动策略,以获取规制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则采取创造环境等主动策略,以提升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并通过建立联盟、公开讲述、获得第三方认证、推动行业发展等方式获取认知合法性。

人事争议中劳动关系解除合法与否之争

文章从具体的案件引出人事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并具体分析了劳动人事争议的仲裁时限、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存在与否及用人单位辞退职工的法律适用问题,并依法得出具体的结论。文章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结合案件归纳,提出存在争议的问题,从法律适用及法理的角度分析争议问题。

感知算法控制的双刃剑效应对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的影响:基于合法性判断视角

基于279份来自零工工作者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公平、隐私、自主合法性判断为中介变量,以人工智能风险观念为调节变量,探讨感知算法控制的双刃剑效应对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合法性判断负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且完全中介了感知算法控制对情绪耗竭的影响;感知算法规范指导通过公平合法性判断负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感知算法追踪评估通过隐私合法性判断正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感知算法行为约束通过自主合法性判断正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人工智能风险观念强化了感知算法追踪评估对隐私合法性判断的负向影响。

作为公共关系的竞选:印人党获取政权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政治竞选是一个政党争取人民认可,而人民赋予其权力并接受其统治的过程,政党通过竞选实现政权合法化。话语幻象分析揭示了政党将主观转变为客观,将幻象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过程。印度作为南亚头号强国,大选历来备受关注。2024年的印度大选被认为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选举,这与莫迪及印人党的强势崛起有很大关系。出现这种情势的转折点是2019年莫迪与印人党采取了非常成功的“话语幻象术”,使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第二次获得执政权。在2019年大选期间,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都拥有“支持”或“反对”两种立场鲜明的声音。不同立场的话语对印度各邦、各民族、政党、群体和个人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研究2019年印度竞选是一种探究印人党对于2024年乃至未来政权合法化一般叙事规则的有益尝试。以政治公共关系中的政治竞选理论和话语幻象理论为基础,运用话语幻象的三维分析框架——历史、语言和符号行为以及社会影响解构话语的内核,分析竞选话语如何被操纵并影响选民决策,从而解释印人党在选举过程中为什么能比国大党建构起更高的政权合法性。印人党比国大党更擅于利用一些修辞手法将非常主观和对立的概念合理化,给大众造成强烈的幻象,影响选民对事实的判断,使得多数选民相信印人党的宣传版本。话语幻象完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但同时也加剧了印度国内民众的身份二元对立和社会仇恨。

服务化如何驱动绿色创新——知识整合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

绿色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服务化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化获取价值与资源,促进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构建服务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服务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知识整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揭示服务化驱动绿色创新的路径及边界。基于252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对绿色创新与知识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整合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组织合法性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以及知识整合与绿色创新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合法性正向调节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深化服务化与绿色创新研究,并为促进绿色创新提供指导。

与鲨鱼共游:合法性视角下边缘互补者竞合感知对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

竞合是平台市场的关系基础,但平台主参与竞争会打破原有的市场配置,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互补者可能会加剧陷入生存泥沼。如何在与平台主竞合中寻找生存突破口,成为边缘互补者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基于306家用户基数排名在后50%的中小型边缘互补者的调查数据,从合法性视角分析在与平台主竞合的关系中边缘互补者如何实现价值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在认知合法性的介质传递下,边缘互补者对竞合关系的主观感知对个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创造均存在正向作用;进一步,在社会政治合法性的边界影响下,边缘互补者的竞合关系感知会促成更多生态价值的产生,但抑制个体价值的产生。研究发现在补充了平台竞合关系文献的同时,对边缘互补者推进战略决策、实现生态共生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与应对策略

合法性是国际机制创建和维持的根本前提。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作为当前最受瞩目的国际机制之一,国际社会特定的权力结构、利益偏好和观念认知构成其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与其他国际机制一样,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也不断地演化和变迁,气候政治中的权力转移与领导力缺失、负外部性与国家利益之争、不确定性与话语权困境等问题对其合法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强化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治理成效,应重塑中美欧大国领导格局,积极推动责任共担,不断强化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统一的气候行动,并以“共同的人类身份”凝聚全球共识和身份认同,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真正从全球共识走向集体行动。

钦州地区超声回弹综合法测强曲线研究

采用了钦州地区广泛使用的砂石材料、水泥和水胶比等,预制了4种不同强度等级(C25、C30、C35、C40)的混凝土试块,标准养护28 d后,对试块开展回弹、超声和抗压试验,并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由分析结果可知,全国统一测区超声回弹综合法碎石骨料曲线式在钦州地区使用时误差较大。根据《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采用计算模型——多项式函数f_(cu)^(n)=aV+bR+c与幂函数f_(cu)^(n)=aV^(b)R^(c),对综合法测强回归曲线进行拟合,初步建立钦州地区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测强回归曲线,对实际工程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数字化创业叙事与社会创业合法性获取——博迅案例研究

利用创新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创业模式逐渐成为有效方式。作为承担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的主体,社会企业兼具社会性与创新性双重特点,这也导致其面临更大的合法性难题。同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创业叙事具有数字化特点和新叙事形式,但是现有研究缺乏对数字化创业叙事内涵与外延的探讨。以此为基础,聚焦无人机灭火行业的社会创业,通过对博迅汽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深入解读数字化创业叙事对社会创业外部合法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创业叙事在叙事手段、叙事速度和叙事范围上呈现不同的数字化叙事形式;合法性接纳度涵盖合法性接纳障碍、合法性接纳程度、合法性接纳周期三方面,它们具有不同重要性;数字化创业叙事与社会创业合法性获取关系呈现“跨越—培育—挑战”的动态过程。

合法性组合如何促进独角兽企业的延展成长: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独角兽企业的涌现贡献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为创业企业的高质量成长提供实践参照。运用fsQCA方法,探讨独角兽企业实现延展成长的4种涌现路径:以需求培育为数量延展基础的同构机制,以规范缺失为纵向延展机会的解耦机制,以创新学习为横向延展平台的展示机制,以数字能力为跨边界延展来源的赋能机制。

情境合法性、协同治理与项目成效: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案例比较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但是为什么社会组织开展的同类型社区治理项目呈现出差异化成效?通过对四个典型项目进行比较,基于情境合法性和协同治理这两个核心概念建构分析框架,有助于识别出四种不同的项目类型,即“高情境合法性—强协同治理”“高情境合法性—弱协同治理”“低情境合法性—强协同治理”“低情境合法性—弱协同治理”。研究发现:“高情境合法性—强协同治理”和“低情境合法性—强协同治理”两类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高情境合法性—弱协同治理”和“低情境合法性—弱协同治理”两类项目的治理成效不彰,呈现出项目活动化、形式化的态势。进一步的比较可以发现,协同治理的强弱程度是影响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不重要,只是情境合法性并不直接作用于治理效能,而是经由协同治理这一机制发生作用。

曲线拟合与分段函数组合法在瓦斯抽采量预测中的研究与应用

为减少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瓦斯爆炸等事故的发生,将井下瓦斯及时抽出是必要的,因此对瓦斯抽采量进行准确地预测愈发重要。在神经网络法、多元线性回归法等预测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瓦斯抽采量在时间效应下变化波动大的特性,提出了曲线拟合与分段函数组合法。此方法以瓦斯抽采量衰减为界将瓦斯抽采分为前、后2个阶段,根据实测数据作抽采纯量随时间变化曲线并对变化曲线进行拟合,根据拟合曲线列出预测瓦斯抽采量的计算公式,用于对抽采量进行预测。分别对九里山矿、古汉山矿进行后段抽采量预测与实际的比较,其中九里山矿得到后段预测值的最小相对误差为0.63%,最大相对误差为2.34%,古汉山矿得到后段预测值的最小相对误差为0.09%,最大相对误差为3.23%。表明曲线拟合与分段函数组合法对井下瓦斯抽采量预测是可行的,对井下瓦斯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文化振兴中地方民营剧团的合法性构建与核心竞争策略

地方民营剧团作为公共文化供给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助力乡村文化治理、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地方民营剧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体制嵌入、行政嵌入和社会文化嵌入等多重嵌入现象。地方民营剧团的发展就是嵌入社会系统之中,不断汲取和整合各种资源,累积政策合法性、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筛选并确定核心竞争策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打造精品品牌剧目、培育戏曲演出人才、实施差异化市场竞争策略,是地方民营剧团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中实现快速发展的有效举措。

再造合法性的流失:晚清报纸对“宣统户口调查”风潮报道的话语分析

晚清报业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闻记者的大量增加以及社会调查技术的引进,报刊得以在社会上运作和发声,冲击了清政府原有的权力运作体系。本文结合《北洋官报》并以《申报》《时报》《新闻报》等商报有关清末户口调查引起的“民变风潮”的报道内容为研究对象,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考察不同性质的报刊在报道民变时各方的权力博弈过程和报道策略。研究认为三家报纸的报道内容一方面展现共识和各自的策略与技巧,另一方面突显了不同的报道模式和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削弱了清政府再造合法性的努力,同时也促进近代社会的转型。

社会企业的动态合法性构建——基于雅恩健康的案例研究

社会企业近些年在我国不断创立,但总体仍处于发展不完善状态,如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获取合法性是社会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社会企业类型繁多,就商业企业转型的社会企业而言,可以优先选择与员工、顾客等微观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化战略获得合法性。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企业专注于不同方面的合法性,在创始阶段,社会企业努力通过群体社会化来获取关系合法性,以追求价值上的认同感。在成长阶段,社会企业专注于通过任务社会化来获取市场合法性,使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在成熟阶段,社会企业通过组织社会化来获取社会合法性,以解决可持续问题。通过一项单案例阐释在社会企业发展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社会化策略在其获取合法性中的作用。

国际投资仲裁使用先例的合法性分析

国际投资仲裁庭使用先例的合法性争议产生于传统国际法渊源的实证主义前提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际要求之间的根本张力。国际投资仲裁庭普遍使用先例的实践在高度分散和临时的仲裁庭之间创造了一种非正式的对话。当一系列合理一致的裁决逐渐累加,且其对如何解释条约条款和国际习惯规则的说明具有说服力时,先例就获得了一种集体的规范权重,无论传统学说的教条如何,这种集体话语都具有其自身合法性,构成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可适用的独特规范资源,有利于稳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合法性,协调国际投资仲裁使用既判裁决与传统国际法渊源学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自由国际秩序”的正义性缺陷与合法性危机

“自由国际秩序”是一种源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逐步扩展至全球的国际秩序。从权力视角来看,“自由国际秩序”具有等级性、价值观一元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在经济、政治及安全层面分别形成了“马太效应”下塑造的经济霸权、“价值一元化”的政治霸权、“二元化”的排他性安全霸权,体现了分配正义缺陷。从东方主义话语视角来看,“自由国际秩序”作为西方世界的知识话语体系,在话语层面形成了一种霸权垄断,体现了参与正义缺陷。总的来说,分配正义和参与正义的缺失是“自由国际秩序”合法性危机的来源。“自由国际秩序”在维持其合法性基础的合法律性、利益分配及参与程度三个基本要素方面存在不足,由此造成当今“自由国际秩序”面临逐渐走向失序的危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理论证成、适用界限与法律后果

合法来源抗辩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常见的抗辩事由之一,信赖保护原则、善意第三人理论和过错责任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合法来源抗辩是对品种权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限制,为平衡品种权人与善意侵权人的利益,应从行为类型、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等方面明确其适用界限。构成合法来源抗辩的,侵权人应停止侵害和支付合理开支。应限制停止侵权的适用,可根据具体案件采取支付合理费用、事后许可及取得侵权物等代替救济方式,按照合理性、真实性、关联性确定合理开支的数额。善意侵权人所获利益的返还,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我国应借鉴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立法、他国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完善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