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之“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与中国实践

自签署RCEP以来,中国又陆续提出申请加入CPTPP和DEPA。这些RTAs均设置了“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条款,允许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而实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中,CPTPP和DEPA“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与中国的跨境数据流动实践并不完全一致,尤其在证明相关限制措施不超出实现目标所需限度方面尚有难度。为此,我国可考虑推动合法公共政策目标限缩适用发展,增强本国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标准和实践引领作用,并利用容错机制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层面先行先试。

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与公共政策目标例外

数据跨境流动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也由此成为RCEP、CPTPP、DEPA等区域经贸协定中电子商务章节的重要条款。主要区域经贸协定确立了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但也为各国出于实现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实施相关监管规则设立了例外条款。我国目前实施的“本地储存,出境评估”的监管模式,为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奠定了基础,但与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存在不尽协调之处,且在援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条款时可能面临挑战。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应坚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坚守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权;健全数据分级分类规则,细化数据出境管理规则;建立数据出境“白名单”,促进数据的自由流动。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的正当公共政策目标例外及中国因应

鉴于WTO协定等传统经贸协定难以有效约束各国采取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措施,且一般例外和基本安全例外难以充分保障一国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国家规制权,《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晚近经贸协定开始明确禁止缔约方限制数据跨境流动或采取数据本地化措施,同时允许缔约方为了追求正当公共政策目标而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采取上述措施。但不同协定中的正当公共政策目标例外在文本表述上或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解释该例外时应关注文本差异引发的适用区别。中国最可能受到挑战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在现阶段对于实现中国追求的安全和执法获取数据等多重目标可能是必要的,但鉴于措施的必要性会随着实践发展而动态变化,其可发展规制措施必要性评估制度以及关于网络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的标准与最佳实践,避免未来在援引正当公共政策目标例外时陷入被动局面。

公共政策制定的民意向度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好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取得好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是否合乎民意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民意作为社会公众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理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得,即公共政策能为社会公众接受并得到社会公众的遵从、维护和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它必须忠实并充分采纳民意,因而民意构成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公共政策制定本质上必须以合民意性为最终目标。

DEPA框架下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构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创造性提出了“创新与数字经济”模块,对政府数据做出了自由开放共享的数据流动要求,这与我国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理念相契合。在理念契合的基础上,却存在着政府数据开放标准不一致、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各方权利义务不明确和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安全保障机制有漏洞等问题。建构DEPA框架下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需要我们客观审视国内现行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现状,以寻找问题起因。“央地互动”的立法模式、授权经营的实践探索模式和脱离DEPA的安全保障应对策略导致了前述问题。鉴于此,将从完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优化政府数据授权许可协议以及合理利用“合法公共政策目标”条款三大角度构建DEPA框架下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

公共道德例外条款适用中相关措施目标合法性研究--基于WTO裁决机构回避策略的分析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的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牵涉面极广,其内容也相当敏感。在"美国赌博案"和"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世界贸易组织裁决机构对公共道德例外条款适用中相关措施的目标合法性问题采取了回避的策略。世界贸易组织裁决机构采取回避策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裁决上的便利,而是为了避免陷入更深层次的理论争议。当回避的条件不存在时,世界贸易组织裁决机构应秉持"消极的美德",遵从各成员对公共道德的判断,而不应成为推行某类单一道德体系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