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危机分析模式下数字时代新闻业合法化危机

数字技术在新闻业的应用突破了媒介生产的既有边界,逐渐延伸到新闻传播生态的各个层面。合法化危机理论作为哈贝马斯分析危机概念的重要研究,其梳理和探究的社会科学危机根源与脉络,成为理解当下新闻业危机的重要理论话语。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演变与新转型投射在新闻业的合法化危机,以权力话语的失衡、理性沟通困难、社会整合减弱以及商业化压力等形式出现,社会与新闻业需要协调合作采取措施,才能维护新闻业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保障社会“半公共领域”的安全。

政府干预政策的合法化危机之根源探究

合法性是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合法化是政策获得合法性的过程。政府干预政策的合法化危机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但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固有的制度风险,二是社会阶层分化给合法化带来的难题,三是社会治理能力弱化,四是政府过度扩张的自利性。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合法化危机根源进行论证有益于政府干预政策合法化危机的消解。

国家干预、大众民主与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

了解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有较大的助益。哈贝马斯实际上是从对同一性的思考出发来观察考量晚期资本主义的。在他看来,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外在表征,而其内在逻辑则是,国家干预并未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是使危机变换了形式;科学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国家活动的扩大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合法性需要的不合比例的增长,从而出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实际上,晚期资本主义的诸种危机并不具有哈贝马斯所理解的那种危机性质,大众民主可以持续性地赋予不断出现的问题以及其不成功的解决办法以合法性,从而不会酿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危机。

意识形态与合法化危机——现代性“主体认识论模式”的终结

是走向全球化,还是选择后现代?这是学界判断人类历史当代方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世界性话题。从意识形态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相互关系的分析入手,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以及主体认识论模式终结等讨论的分析,阐释全球化与后现代“妥协”策略的可能性。

合法化危机理论视域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状况

中国社会生活的经济化与社会文化认同之间的不协调,致使在当前社会思想问题复杂化、矛盾化的状态之下,找到一个理论的支撑进行分析尤其显得必要。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为分析当前我国社会思想状况提供了一种理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合法性具有与当前社会生活系统紧密联系的指导性价值:其理论上的价值表现在合法性是分析社会思想状况以及社会建设中的系统危机、分析社会结构矛盾、整合社会系统、促进社会系统的合法化提供思维方式和理论视角;其实践价值表现在合法性是指导社会结构整合的一个理论工具,在对行政系统制定法律法规,促使政治、经济的文化认同,促使社会产生共同的文化精神,避免和解决合法化危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方法论意义。

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的"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在他的后期著作《合法化危机》中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系统危机倾向的分析已经过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由于受到政府干预，已转向文化领域，并导致社会整合问题，尤其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合法性的大规模丧失。

“合法化危机”:中国城市化社会问题论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往往缺少一种理论认知前提,在当代中国城市化社会问题高发的状态下,进一步认识城市化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及相关问题的社会属性尤为重要。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为认识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这一理论认知模式对于正处于“城市社会来临的社会变迁”之中的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这一理论研究对于减少城市化建设中的失误不无裨益。

交往行动理论视角下现代道德合法化危机的根源

现代道德出现合法化危机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证成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现实危机。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证成危机使道德论证失去普遍性认同,这直接导致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运用道德规范进行人际关系调节时的歧异或冲突。导致现代道德遭遇双重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现代人对作为现代道德出发点的启蒙精神的误读。从康德对启蒙精神本质的分析中可以找到问题的症结,即现代人不仅误读了启蒙自由的含义,而且过度倚重理性的工具性功能。通过对启蒙精神内涵的矛盾分析可以发现,现代道德合法化危机的本质就是启蒙之后的现代道德背弃了普遍性与知识性诉求,而将现代道德奠基在交往理性之上则是哈贝马斯所发现的拯救之途。

重建“阶级话语”:工会维权的合法化和正义论基础研究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理论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两种针锋相对的合法化叙事路径。从深层的社会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来看,只要资本的逻辑没有根本改变,阶级政治话语就始终是资本合法性的批判维度,也始终是工人阶级追求"阶级平等"与"制度正义"的合法化源泉和正义论基础。资本的全球化和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客观逻辑决定了"阶级话语"不可能"退场"。"阶级平等"应该成为"制度正义"的基本考量。

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合法性理论涉及民间社会合法律性和政府权威合法性两方面。在"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地方政府愿意并能认同"非法"状态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原因值得探讨。一方面正义原则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合法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业已认识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危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暂时悬置相关法规,在互动中互补自身的合法性不足,使"非法"与合法语境在法治框架中有效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地方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在重建社会秩序中因此能够相得益彰、和谐共处。

重塑价值反思之维——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

哈贝马斯的“重建式”合法性理论不同于霍布斯、韦伯以降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强调“统治绩效”与“行政合理性”对“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要性,而且认为政治合法性的获得、维系与巩固是政权机构对民众进行“单向灌输”与“主动论证”的结果。哈贝马斯分析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肇始的动因,指出正是由于“生活世界殖民化”所造成的价值领域“意义缺失”导致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产生,唯有在公共领域中彰显“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的重要性,在交往共同体中增进民众与政权机构之间围绕“统治权利”所进行的交互式论证,在生活世界中重塑多元价值反思与批判的维度,才有可能解决政治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二元阐释及其缺陷

“晚期资本主义”一词并非哈贝马斯首创,然而经过他的阐释却产生了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与影响,这要归功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二元区分模式的分析与诊治。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互动关系中阐明了涉及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的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表现形式以及解决路径。全面危机是系统媒介入侵生活世界从而双方再生产都难以为继、互动关系受到干扰所造成。合法化危机是最核心的危机,本质是文化和价值规范危机。从文化价值规范资源里恢复文化传统的活力和展开公共商谈以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从而明确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界限,重新赋予生活世界创造意义的功能是哈贝马斯提供的解决方案。哈贝马斯坚持的是改良思路,其资本主义批判锋芒已弱化,解决方案流于理想主义。

西方执政合法性理论批判

执政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哲学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从马克斯.韦伯到哈贝马斯,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合法化危机"的基本理论,但由于研究视角、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严重不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研究和批判西方执政合法性理论,有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执政合法性。

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述评

在借用系统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其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本文在解释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概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结构变化,阐释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内涵,解析了其产生背景,辨析了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相互关系。

从晚期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哈贝马斯危机分析模式的当代价值

哈贝马斯的危机分析模式对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有重要价值。他指出国家在晚期资本主义对经济的介入并不能根除经济危机,而是使得经济危机向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转移,产生了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这一模式后经弗雷泽改造被用于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弗雷泽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时期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尽管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但也损害了资本长期积累所依赖的公共权力,从而导致了合理性危机。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常识的过滤下,合理性危机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并没有围绕分配模式的改革,而是集中于社会认同理念之争。尽管哈贝马斯和弗雷泽的理论丰富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但是他们弱化了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从而偏离了将经济判定为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如果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用该模式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则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政治和文化理论。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治理与控制论--城市管治与客户服务型城市政府的理论与行为创新

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转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社会问题,而有些问题具有"合法化危机"的社会特征,关键是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频发的局面,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城市社会问题的管理与管治上,还没有一个完整而有效的管理模式、理论认知方式和主张。本文针对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城市化与社会问题发展的现状,提出了现代性视角下的"城市管治"与"客户服务型政府"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试图在这一领域提出一种阶段性政府管理创新的模式与思路,建构市民社会的政治形态,以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现代科学知识的一种政治性反思——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

利奥塔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他通过对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历史考察进而对现代科学知识予以政治性反思,提出并分析了科学的合法性问题。在后现代状况下坚持悖谬原则,向同一性、整体性宣战,开发和维护歧见差异,是利奥塔一直努力的目标。

公共领域与规范民主——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追溯以往的理想时代,激活当代的公共领域,并通过对话语的规范和交往条件的限制实现政治领域的交往理性从而应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以便为当今日渐干涸的民主精神找到活水之源。

“合理化”的内涵与实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是当代社会理论领域最为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交往行为理论"的提出者。"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交往行为"是最具合理性的行为,会在交往的向度内实现社会的合理化。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遵守共同的规范标准、达到生活世界与系统间的一致协调,则是实现"合理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