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从到创造:社会企业获取组织合法性的路径与策略——基于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

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制度观和战略观,探索社会企业实现组织合法性的路径及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纵向追踪社会企业佳信德润的整个创业过程,从动态角度探讨该企业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组织行动和策略,可以发现,作为一家社会企业,佳信德润在初创期和起步期,不得不服从外部制度压力,采取遵从环境等被动策略,以获取规制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则采取创造环境等主动策略,以提升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并通过建立联盟、公开讲述、获得第三方认证、推动行业发展等方式获取认知合法性。

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结构优化——从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审查关系的重构出发

从现有理论来看,立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审查呈现出“并行”状态,主要表现为两者“功能趋同”“位阶相同”“互为整体”,处于重复审查的状态。这导致实质合法性审查在理论上陷入冗余困境,实践中也往往处于搁置不用的状态,严重影响立法合法性审查工作的开展。优化立法合法性审查结构需要重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审查的关系。鉴于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要求,应当确立形式合法性审查的优先适用地位,作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常态。而实质合法性审查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判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目的性、价值性,与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存在一定的张力。在很多情形下,实质合法性审查是一种目的主义导向的立法策略,不宜作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常态,而只能作为例外与补充。完善形式合法性审查标准、优化法律解释技术与方法、完善形式合法性审查技巧等方式,可以减少实质合法性审查的适用,从而增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使两者关系由“并行”走向“补充”。

职业本科大学:发展样态与合法性审视

作为一项教育改革制度,职业本科大学的产生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经济根源、教育诉求,其发展样态存在办学形式多样、招生规模骤增、发展势头强劲等特征。在深嵌着政策、文化与价值等多种要素的教育场域中,职业本科大学合法性受到考验。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职业本科大学虽在规制合法性方面获得法律政策保障,在规范合法性方面获得社会价值支持,但在文化认知合法性方面遭受文化认知偏误,面临合法性失衡危机。为此,我国要推动制度规约下的政策落地,升级规制合法性;深化社会期待中的价值认同,强化规范合法性;加速生存情景中的文化迭代,建构文化认知合法性,让多方能动者形成合力。

企业合法性修复的再创业过程及机制——最优区分视角下的案例研究

创业合法性研究以往多关注企业如何获取合法性,忽略了合法性损失后企业的合法性修复过程。通过以X教培企业创建D直播公司的过程为例,基于最优区分视角对企业合法性修复过程及机制进行了新探索,研究发现:(1)合法性损失企业的合法性修复过程包含三个阶段:合法性损失阶段,基于企业层面采取被动回应策略,效果不佳;合法性响应阶段,基于行业层面采取主动响应的策略,效果甚微;合法性修复阶段,从再创业机制出发,采取能动修复策略,实现修复。被动回应和主动响应都聚焦于合法性,能动修复阶段通过引入独特性来修复合法性。(2)企业进行合法性修复的背后机制是“再创业”,企业通过最优区分实现了低独特性向高独特性的跨越,同时构建超越行业的独特性,实现合法性修复。理论贡献主要是厘清合法性修复和以往合法性获取的差异,并为最优区分的平衡提供新证据。本研究可为合法性损失企业如何进行合法性修复提供实践参考。

数字化创业叙事与社会创业合法性获取——博迅案例研究

利用创新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创业模式逐渐成为有效方式。作为承担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的主体,社会企业兼具社会性与创新性双重特点,这也导致其面临更大的合法性难题。同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创业叙事具有数字化特点和新叙事形式,但是现有研究缺乏对数字化创业叙事内涵与外延的探讨。以此为基础,聚焦无人机灭火行业的社会创业,通过对博迅汽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深入解读数字化创业叙事对社会创业外部合法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创业叙事在叙事手段、叙事速度和叙事范围上呈现不同的数字化叙事形式;合法性接纳度涵盖合法性接纳障碍、合法性接纳程度、合法性接纳周期三方面,它们具有不同重要性;数字化创业叙事与社会创业合法性获取关系呈现“跨越—培育—挑战”的动态过程。

筚路蓝缕:合法性视角下后发企业标准赶超过程机制

标准赶超是后发企业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对后发企业标准赶超的过程机制关注不够。基于合法性视角,对华为5G项目开展纵向单案例分析,探索其标准赶超过程机制。结果发现,当有效性线索缺乏时,后发企业基于主动型合法性判断的认知指导,通过塑造机制创造差异化合法性,实现技术突破,从而为标准蓄能;当有效性来源充足时,后发企业基于被动型合法性判断的认知指导,通过同形机制获得一致性合法性,使其技术提案被纳入国际标准,实现标准并跑;当外部有效性波动时,在主动型、被动型相结合的合法性判断指导下,后发企业通过扩散机制获得“和而不同”的合法性,从而实现标准引领。

党内法规合法性审查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合法性审查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规定的一项审查要求。其在审查对象、职权主体、所基于的理论、制度来源、审查依据、审查范围上均与国家法律语境中的合法性审查存在明显区分,故而应建立特有的审查方法。党内法规合法性审查中的“法”仅涵括若干属于国家法律体系的要素,不包含党内法规体系的要素,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当审查对象为省级党内法规时还应包括省级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属于审查依据。建构党内法规合法性审查标准需要以明确“不一致”的规范意涵为基础,遵循推定审查对象符合审查依据的原则,并满足法律保留标准与不相抵触标准的要求。

ESG合法性理论的研究框架构建

ESG作为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评价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进行ESG合法性研究对于解决企业实践和利益相关者判定难题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理论假设—约束条件—主体与类型—应对方式与获取工具”为逻辑的ESG合法性理论研究框架。以“适应合法性”和“战略合法性”为视角,理论研究框架包含:社会契约、企业公民和信息传递三大理论假设;行为(四重底线)、时间(熵变与代际)和空间(生态承载力)三大约束;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两大合法性主体;ESG规制、规范和认知三种合法性类型;企业面对ESG合法性压力产生的逃避、对抗、妥协与主动四种应对方式;将ESG信息披露作为合法性重要获取工具。

组织合法性理论视角下我国职业技术大学“合法性”的挑战与获取策略

我国职业技术大学仍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面临着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所称的“合法性”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及文化—认知合法性挑战。构建职业技术大学的“合法性”应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要特别关注并提升规范合法性,强化制度供给,为其奠定制度基础;其次,要注重可操作性并提升规制合法性,细化具体政策,为其提供法规保护;再次,要提高社会认同度并提升文化—认知合法性,大力宣传引导,为其营造环境氛围。

作为公共关系的竞选:印人党获取政权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政治竞选是一个政党争取人民认可,而人民赋予其权力并接受其统治的过程,政党通过竞选实现政权合法化。话语幻象分析揭示了政党将主观转变为客观,将幻象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过程。印度作为南亚头号强国,大选历来备受关注。2024年的印度大选被认为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选举,这与莫迪及印人党的强势崛起有很大关系。出现这种情势的转折点是2019年莫迪与印人党采取了非常成功的“话语幻象术”,使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第二次获得执政权。在2019年大选期间,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都拥有“支持”或“反对”两种立场鲜明的声音。不同立场的话语对印度各邦、各民族、政党、群体和个人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研究2019年印度竞选是一种探究印人党对于2024年乃至未来政权合法化一般叙事规则的有益尝试。以政治公共关系中的政治竞选理论和话语幻象理论为基础,运用话语幻象的三维分析框架——历史、语言和符号行为以及社会影响解构话语的内核,分析竞选话语如何被操纵并影响选民决策,从而解释印人党在选举过程中为什么能比国大党建构起更高的政权合法性。印人党比国大党更擅于利用一些修辞手法将非常主观和对立的概念合理化,给大众造成强烈的幻象,影响选民对事实的判断,使得多数选民相信印人党的宣传版本。话语幻象完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但同时也加剧了印度国内民众的身份二元对立和社会仇恨。

服务化如何驱动绿色创新——知识整合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

绿色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服务化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化获取价值与资源,促进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构建服务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服务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知识整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揭示服务化驱动绿色创新的路径及边界。基于252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对绿色创新与知识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整合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组织合法性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以及知识整合与绿色创新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合法性正向调节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深化服务化与绿色创新研究,并为促进绿色创新提供指导。

感知算法控制的双刃剑效应对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的影响:基于合法性判断视角

基于279份来自零工工作者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公平、隐私、自主合法性判断为中介变量,以人工智能风险观念为调节变量,探讨感知算法控制的双刃剑效应对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合法性判断负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且完全中介了感知算法控制对情绪耗竭的影响;感知算法规范指导通过公平合法性判断负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感知算法追踪评估通过隐私合法性判断正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感知算法行为约束通过自主合法性判断正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人工智能风险观念强化了感知算法追踪评估对隐私合法性判断的负向影响。

与鲨鱼共游:合法性视角下边缘互补者竞合感知对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

竞合是平台市场的关系基础,但平台主参与竞争会打破原有的市场配置,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互补者可能会加剧陷入生存泥沼。如何在与平台主竞合中寻找生存突破口,成为边缘互补者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基于306家用户基数排名在后50%的中小型边缘互补者的调查数据,从合法性视角分析在与平台主竞合的关系中边缘互补者如何实现价值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在认知合法性的介质传递下,边缘互补者对竞合关系的主观感知对个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创造均存在正向作用;进一步,在社会政治合法性的边界影响下,边缘互补者的竞合关系感知会促成更多生态价值的产生,但抑制个体价值的产生。研究发现在补充了平台竞合关系文献的同时,对边缘互补者推进战略决策、实现生态共生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与应对策略

合法性是国际机制创建和维持的根本前提。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作为当前最受瞩目的国际机制之一,国际社会特定的权力结构、利益偏好和观念认知构成其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与其他国际机制一样,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也不断地演化和变迁,气候政治中的权力转移与领导力缺失、负外部性与国家利益之争、不确定性与话语权困境等问题对其合法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强化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治理成效,应重塑中美欧大国领导格局,积极推动责任共担,不断强化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统一的气候行动,并以“共同的人类身份”凝聚全球共识和身份认同,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真正从全球共识走向集体行动。

合法性组合如何促进独角兽企业的延展成长: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独角兽企业的涌现贡献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为创业企业的高质量成长提供实践参照。运用fsQCA方法,探讨独角兽企业实现延展成长的4种涌现路径:以需求培育为数量延展基础的同构机制,以规范缺失为纵向延展机会的解耦机制,以创新学习为横向延展平台的展示机制,以数字能力为跨边界延展来源的赋能机制。

乡村文化振兴中地方民营剧团的合法性构建与核心竞争策略

地方民营剧团作为公共文化供给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助力乡村文化治理、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地方民营剧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体制嵌入、行政嵌入和社会文化嵌入等多重嵌入现象。地方民营剧团的发展就是嵌入社会系统之中,不断汲取和整合各种资源,累积政策合法性、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筛选并确定核心竞争策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打造精品品牌剧目、培育戏曲演出人才、实施差异化市场竞争策略,是地方民营剧团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中实现快速发展的有效举措。

情境合法性、协同治理与项目成效: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案例比较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但是为什么社会组织开展的同类型社区治理项目呈现出差异化成效?通过对四个典型项目进行比较,基于情境合法性和协同治理这两个核心概念建构分析框架,有助于识别出四种不同的项目类型,即“高情境合法性—强协同治理”“高情境合法性—弱协同治理”“低情境合法性—强协同治理”“低情境合法性—弱协同治理”。研究发现:“高情境合法性—强协同治理”和“低情境合法性—强协同治理”两类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高情境合法性—弱协同治理”和“低情境合法性—弱协同治理”两类项目的治理成效不彰,呈现出项目活动化、形式化的态势。进一步的比较可以发现,协同治理的强弱程度是影响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不重要,只是情境合法性并不直接作用于治理效能,而是经由协同治理这一机制发生作用。

社会企业的动态合法性构建——基于雅恩健康的案例研究

社会企业近些年在我国不断创立,但总体仍处于发展不完善状态,如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获取合法性是社会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社会企业类型繁多,就商业企业转型的社会企业而言,可以优先选择与员工、顾客等微观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化战略获得合法性。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企业专注于不同方面的合法性,在创始阶段,社会企业努力通过群体社会化来获取关系合法性,以追求价值上的认同感。在成长阶段,社会企业专注于通过任务社会化来获取市场合法性,使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在成熟阶段,社会企业通过组织社会化来获取社会合法性,以解决可持续问题。通过一项单案例阐释在社会企业发展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社会化策略在其获取合法性中的作用。

再造合法性的流失:晚清报纸对“宣统户口调查”风潮报道的话语分析

晚清报业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闻记者的大量增加以及社会调查技术的引进,报刊得以在社会上运作和发声,冲击了清政府原有的权力运作体系。本文结合《北洋官报》并以《申报》《时报》《新闻报》等商报有关清末户口调查引起的“民变风潮”的报道内容为研究对象,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考察不同性质的报刊在报道民变时各方的权力博弈过程和报道策略。研究认为三家报纸的报道内容一方面展现共识和各自的策略与技巧,另一方面突显了不同的报道模式和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削弱了清政府再造合法性的努力,同时也促进近代社会的转型。

国际投资仲裁使用先例的合法性分析

国际投资仲裁庭使用先例的合法性争议产生于传统国际法渊源的实证主义前提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际要求之间的根本张力。国际投资仲裁庭普遍使用先例的实践在高度分散和临时的仲裁庭之间创造了一种非正式的对话。当一系列合理一致的裁决逐渐累加,且其对如何解释条约条款和国际习惯规则的说明具有说服力时,先例就获得了一种集体的规范权重,无论传统学说的教条如何,这种集体话语都具有其自身合法性,构成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可适用的独特规范资源,有利于稳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合法性,协调国际投资仲裁使用既判裁决与传统国际法渊源学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