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建构——基于544部地方性法规分析

《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首次肯定了地方性法规对于行政处罚的补充设定权,这契合了地方治理的现实需要。为了防止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权的泛化和滥用,需要建构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合法性判断标准。为此,首先在全国数目繁杂的地方立法文本中选取了544部涉及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实践考察,梳理出各地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4种类型、9种具体样态,并分别进行了举例分析;其次,通过提出学界目前关于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合法性判断标准的适用和不足,指明了合法性判断标准建构的必要性和努力方向;再次,分析了建构合法性判断标准须厘清的前置性问题,包括“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理解和4种具体情形、“补充设定”的内涵与限制等,总结了对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争议谱系;最后,在前述实证分析和理论思辨的基础上,整理出一条先消极后积极的合法性判断路径,为建构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判断标准提供新思路。

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的细化

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既是诱惑侦查理论研究的核心指向,也是侦查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理论支撑上,随着诱惑侦查基础研究的具体化,特别是其理论阐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契合性,决定了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细化已经具备哲学和刑事法学基础。在侦查实践中,确立与侦查规律相适应、能够较为准确地呈现“侦查中”和“侦查后”的实践程式,能够指导侦查人员较为准确地判断处于不同阶段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在效用考量上,依托总效应与边际效应、效率与公正、善良与正义等要素构建的经济效用、社会效用和道德伦理效用评判标准,能进一步对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的细化做出合理评价。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判断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没有区别不同类型的行政行为,没有根据不同行政行为中的行政机关担负的不同职责而分别设定不同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尽责即合法、未尽责即违法”的判断模式既不能适应审判实践活动的需要,亦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政府职能转变不相协调,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确有必要进一步修订完善。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与实践向度

任何一种复杂的政治文明形态都面临着合法性追问。执政的合法性议题,实际上是对这一追问的具体涵盖。执政合法性议题内涵丰富,其理论争鸣的焦点是关于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以合法律性或被统治者认可等"一要素论"、"二要素论"或"三要素论"为判断标准的西方传统合法性理论存在一定限度。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角看,应以合法律性、合民意性、合价值性、合规律性四个构成要件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需要从判断标准的四个维度出发,在实践重构中予以夯实,以此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诱惑侦查适用规则之细化

诱惑侦查适用规则细化是一项复杂而又精确的系统工程。在细化合法性判断标准上,应遵从侦查活动规律,构建符合案件侦破活动侦查中和侦查后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在细化适用主体上,确定侦查人员、受侦查机关委托之人、受侦查机关控制之技术的约束性条件。在细化适用规范上厘清其适用原则、适用案件范围和运行程序。在评判体系细化上,从经济效用、社会效用和道德伦理效用方面来细化诱惑侦查的结果评价。

诱惑侦查的程序控制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隐形化犯罪的挑战,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得到了更多的应用。尽管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通过新增第151条的规定试图提升此类侦查手段的法治化程度,但由于法律规定的宽泛与模糊、司法处断原则的失当与片面,诱惑侦查适用过程中凸显出执法无序与司法失范的弊端。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在法律解释论层面,应当对合法性判断标准、适用对象、程序控制机制与违法制裁后果予以明确;在司法裁断方面,应当跳出"犯意引诱"与"机会提供"二分法的窠臼,基于我国特有的侦查权规制现状,采用控权最为严格的分离式混合模式,即无论是违反诱发他人产生犯意的主观标准,还是僭越客观标准,即侦查人员使用了过度且令普通人难以抵御的诱惑手法,均属违法。

高校教育惩戒诉讼的判决论证及其改进

一、问题的提出二、高校教育惩戒的合法性判断标准1.“违背”标准。法院为救济学生权力,必须审查教育惩戒决定及其规范依据的合法性。2.“不抵触”标准。高校校规是否“抵触”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3.“不违反”标准:“抵触”标准的发展。通过针对教育惩戒决定的合校规审查来间接论证规定相关教育惩戒措施的校规“不违反”国家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