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中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是指处理个人信息所依据的正当法律理由,属于侦查中干预个人信息权利的前置性要件。然而,在数据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侦查机关陷入了超期存储、重复利用、片面使用、重量轻质四种行为误区,致使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存疑。通过分析现行规范可知,侦查中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在性质上属于概括授权条款而非特别授权条款,在表述上应采取正向授权方式而非反向禁止方式,在结构上应遵循多元基础而非一元基础。在制度设计上,在侦查中应形成个人信息处理的二元合法性基础,以“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作为法定基础,以“取得个人同意”作为意定基础。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评注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其规范目的是平衡以信息自决为核心的多元价值及利益冲突,并与“合法、正当、必要”三原则、其他合法性基础规定及法律责任规定具有密切联系。相较于信息主体同意和同意以外的其他合法性基础的简单划分而言,更为妥当的分类方式是区分自主决定型合法性基础、引致条款型合法性基础和法益权衡型合法性基础。基于此并结合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差异,不但能对该款所列各种合法性基础予以体系化梳理,而且能超越文义对各项规定予以解释和续造。由此便可以划定信息主体同意、履行合同必需规则、订立合同必需规则、法定职责必需规则、法定义务必需规则、正当利益规则等不同合法性基础的适用范围和主要场景,从而将信息自决的价值理念落到实处。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及现实启示

多元合作共治下农民合作社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忽略的治理主体,不论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抑或自主嵌入乡村社会与其他治理主体联合,均体现出组织形态变迁中新事物的内在生命力。在质性研究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合作社在农村基层治理存续进行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的描述以及对现实启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集经济实力、组织认同、权威基础于一体,为农村市场转型、农业分工制度建设提供组织动力,对乡村治理新模式构建、村社协作共治具有现实价值。

治理、合理性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重构

治理显现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弥合的一线光明,它既体现了追求效能的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亦体现了追求民主生活方式的实质合理性的要求,二者较为和谐地共存于治理之中。治理的效能目标和民主价值对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构与巩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预防群体性事件与完善基层政治合法性基础探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多发，究其原因或者发生的内在机理，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利益分化以及利益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制度和规则的变化，也要求相应的利益组织的出现，即基层组织体系的离异化以及有效渠道的建立，但基层政府的行政观念和思想以及工作方式和方法等都按照既有的惯性前行，没有在制度、组织、渠道、方式和方法等方面来回应这些利益分化所产生的利益诉求，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当代建构

本文着眼于我国当前实际,分别从合人民性、合规范性、合价值性的视角,通过确立“以人为本”的绩效观、塑造法理型权威、保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建构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

叙事伦理:叙事走向伦理的知识合法性基础

叙事与伦理结合构成作为批评方法的叙事伦理,其知识合法性基础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伦理是对人类生活应然状态的一种规定,而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或称虚构叙事)是对生存的一种展示,加深我们对应然生活的理解,这是人类学基础;其次,叙事和伦理都是人的自我确立方式,这是叙事走向伦理的心理学基础;最后,"美是道德的象征"是叙事走向伦理的美学基础。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合法性基础初探

维持政治秩序的持久稳定,政权合法性必不可少。政权的合法性程度越高,它所获得的民众支持也就越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新型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广泛而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帮助它胜利完成了领导人民抗击外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战时任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

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拓展与执政能力的提高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思维、政治意识最重要、最基本的观念之一,是政治思想文明的重要标志和重要表现。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关系着一种政治统治权的权威与效能,关系着它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有着其根深蒂固的合法性基础的。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由党的先进性、道德优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优势、卓著的政绩、宪法确立的执政地位所构成。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拓展与执政能力的提高,是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根本需要。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其执政能力的基础,巩固和拓展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条件和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党的合法性基础的拓展和巩固又有赖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本身即是对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拓展和巩固。

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三维视野

执政合法性问题是关系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尊严性的重大问题,直接决定政权的获得和巩固,是执政党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为此必须确立顺应民意的科学的绩效观,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促进大多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塑造法理型权威,建设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治、责任政治和程序政治,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同时要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性,强调主导意识形态的优势,不断开拓现代意识形态资源并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完善和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以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论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执政党研究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的党的意识形态,为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思想基础,通过经济建设增强执政绩效,为执政的合法性构建了物质基础,通过加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与法律的建设,为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法理基础,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为执政的合法性构筑了道义基础,通过制定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为执政的合法性提供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系列重构使得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文革”结束后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的局面,对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巩固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巩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应该遵循四维路径,即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打造清廉高效的政府,平衡社会利益关系,全力改善民生事业。执政党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千方百计提高执政绩效和水平,才能得到民众支持,并最终巩固其执政地位。

社区自治:架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治化的社区组织以集体多数决之方式选出代表委托其行使权利。代表由下而上按一级两托之方式组建各级国家政权。政府实施的法定积极作为义务,均回落至人民所在的最小社区:居/村委会。《宪法》第2条与第111条构成了权利转化为权力、权力为了并保有促进权利之双环封闭链。其中公民社区自治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更是构成国家一切权力之合法基础。承认和尊重并保障公民社区自治是政府依宪治国的必由之路。

乡镇政府:合法性基础与规模限度

从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看,否定乡镇政府是不切实际的。在与国外地方政府比较的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乡镇政府在管理幅度、机构与人员数量以及行政性财政支出等三个方面应有的规模及其限度。提出应该重视乡镇政府在当代乡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乡镇政府改革过程中,要尊重乡镇政府的自主性,由乡镇政府自主探索和决定适应本地实际情况的乡镇政府模式。

论第三方责任的合法性基础——以版权法之公共政策为视角的分析

版权法是传播技术的产物。数字技术导致版权法产生迄今为止尚未完全展开的、最为重要的一次法律革命。人们曾经认为，数字版权法最重要的变革是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但从法制发展来看．最根本的变革应是第三方责任制度在版权法中取得了与直接侵权相并重的地位。

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态变化与培植党的合法性基础

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必然拥有民众对其价值、制度和政绩的高度认同。当前,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宏观政治生态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从各方面给党的合法性基础带来了诸多挑战。为应对挑战,中国共产党合乎逻辑的应从各方面培植其合法性基础: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权威;提高绩效张力效应,获得新的“特定支持”。

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认识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执政党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党一贯非常重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作为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有着内容丰富而又各具特色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关注合法性的军事基础;邓小平着眼于发展问题;而江泽民把合法性归之于党的先进性。研究并继承、丰富和发展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具有重大的意义。

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基础的理论阐释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训导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