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结构优化——从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审查关系的重构出发

从现有理论来看,立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审查呈现出“并行”状态,主要表现为两者“功能趋同”“位阶相同”“互为整体”,处于重复审查的状态。这导致实质合法性审查在理论上陷入冗余困境,实践中也往往处于搁置不用的状态,严重影响立法合法性审查工作的开展。优化立法合法性审查结构需要重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审查的关系。鉴于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要求,应当确立形式合法性审查的优先适用地位,作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常态。而实质合法性审查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判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目的性、价值性,与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存在一定的张力。在很多情形下,实质合法性审查是一种目的主义导向的立法策略,不宜作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常态,而只能作为例外与补充。完善形式合法性审查标准、优化法律解释技术与方法、完善形式合法性审查技巧等方式,可以减少实质合法性审查的适用,从而增强立法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使两者关系由“并行”走向“补充”。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合法性审查的因应之道

公共利益是我国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的唯一理由,亦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制度的合法性前提。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和立法规范的可阐释性以及征收过程中存在的用地与征收不同步、征收项目决定主体与启动主体同一、征收补偿与公共利益混同等因素,致使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合法性审查呈现泛化、虚化、异化等问题。对此,应首先明确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审查宜采取“多益平衡”模式,在此基础上,选择较高级别的审查强度,从严格律法主义的形式合法性审查转向适当能动主义的实质合法性审查。同时,充分发挥职权探知主义下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优势,在过程维度引入利益衡量的方法,全方位展现公共利益的实现路径,进而回应被征收人对公益目的的异议,从而实现此类案件办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党内法规合法性审查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合法性审查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规定的一项审查要求。其在审查对象、职权主体、所基于的理论、制度来源、审查依据、审查范围上均与国家法律语境中的合法性审查存在明显区分,故而应建立特有的审查方法。党内法规合法性审查中的“法”仅涵括若干属于国家法律体系的要素,不包含党内法规体系的要素,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当审查对象为省级党内法规时还应包括省级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属于审查依据。建构党内法规合法性审查标准需要以明确“不一致”的规范意涵为基础,遵循推定审查对象符合审查依据的原则,并满足法律保留标准与不相抵触标准的要求。

区块链技术存储的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

区块链技术存储的电子数据与传统电子数据在存储介质以及是否具有阶段性上存在差异,以致于传统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规则无法直接被套用。基于链上生成链上存储的电子数据以及链下生成链上存储的电子数据,按照不同阶段就载体、内容分别进行审查,充分考虑区块链作为载体对电子数据产生的影响。当电子数据存储在区块链上时,采用区块链的合法性审查规则对区块链进行审查,对链下已经进行过合法性审查的电子数据,由于区块链具有不易篡改性,在上链后仅需对上链前后的电子数据的哈希值进行比对即可。另外,对不满足“合规范性”要求但满足“合正当性”要求的电子数据可予以补正,对不满足“合正当性”要求的电子数据则应当予以排除。这样一来,可以使得区块链技术存储的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更为规范和统一。

自动化行政合法性审查机制的构建

自动化行政作为一项新型行政活动方式,因其运行机理的特殊性,加之理论研究的薄弱,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愿审查”“形式审查”和“审查不能”等问题,因而备受争议。本文基于自动化行政的运行机理,提炼总结出主体、内容和程序等三方面合法性审查要件之特殊性,并分析了实施合法性审查的对象范围。司法裁判应跳出传统行政行为的固有审查逻辑,秉持“功能主义”“行政过程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在厘清自动化行政各方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划分之前提下,坚持对自动化行政决策过程进行整体性审查。为避免对自动化行政造成过度冲击,在个案裁判中还应当引入利益衡量机制、拓宽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

刑事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研究

我国现行电子数据审查规则围绕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关联性四个层面展开。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过于强调真实性审查,而忽视其他层面的审查,甚至认为后者的价值顺位可以让渡于前者,补正采用。在取证活动中,此种做法不仅易使公民权利遭受侵害,而且可能引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等一系列问题。故应当从权利保障的视角重构取证原则和程序,依据价值层次重构审查规定,梳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使合法性审查发挥实际效用。

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模式及其制度建构

实践表明,我国大量村规民约存在各种类型的合法性问题,这不仅影响国家法制统一,也可能损害村民合法权益,对其加强合法性审查确有必要。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主要包含三种模式:村委会主导的自主审查模式、基层司法所主导的辅助审查模式、各级立法主体与人民法院共同主导的强制审查模式。在自主审查当中,村委会应当通过村居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等将合法性审查贯穿村规民约制定与实施整个过程。在辅助审查当中,基层司法所应当强化村规民约备案审查,进一步排除合法性问题。在强制审查当中,各级立法主体可以通过审查决定或立法解释的方式对违反其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村规民约作合法性审查。各级法院在个案裁判当中,一方面可以直接援引各级立法主体作出的审查决定或者立法解释,作为评判村规民约合法性的根据;另一方面,对于明显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村规民约,人民法院也可以进行直接审查或者通过相对隐含的方式进行“效力排除”。自主审查和辅助审查能够通过“柔性纠错”的方式矫正村规民约中的合法性问题,更利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但从审查实效来看,强制审查才能真正捍卫国家法制统一。

我国地方性法规合法性审查标准的实证研究——以四个省(直辖市)为样本

从我国四个省(直辖市)的实践来看,我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探索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地方性法规合法性审查标准。但各个地方标准并不统一,合法性审查的一般性标准和重点领域具体性标准的适用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不利于我国法制统一以及地方立法质量的提升。由于立法场域的开放性,地方性法规合法性审查的标准体系也不是封闭的,专家意见、立法请示等因素在影响合法性审查标准,专家意见、立法请示等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有助于提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合法性审查能力。同时,受专项治理活动的影响,各个地方合法性审查标准也存在“模糊适用”与“从严适用”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合法性审查的规范依据,使其走到“依法审查”的轨道上来。

比例原则视角下版权侵权用户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审查

版权人请求披露被控侵权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接受合法性审查,即版权人的信息披露请求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具体规则和原则。判断信息披露请求是否合法虽无具体规则可循,但其对用户个人信息权益的限制应当符合比例原则。其中,目的正当性原则排斥版权蟑螂和追求限制用户正当言论的版权人的信息披露请求;严格必要性原则限定信息披露的范围于用户姓名、住址等起诉必要的信息;权益均衡性原则要求法院根据版权人与用户双方所涉权益的抽象位阶与具体分量,并在兼顾主观的价值权衡与客观的事实发现的基础上,对信息披露请求采取宽严不同的审查基准。

浅谈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在全国首创发布行业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指引的相关思考

一、背景情况自然资源部门承担着“两统一”核心职责,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依据涉及土地、地矿、海洋、测绘、规划等法律法规规章100余部,在实践中需要配套制定大量行政规范性文件加以细化落实。政策文件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近年来,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加快推进,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不规范文件现象仍有不同程度存在,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河南省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9号《河南省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已经2023年8月1日省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省长王凯2023年8月30日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浙江省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

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93号《浙江省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已经2022年12月12日省人民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省长王浩2023年1月9日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对于政府行政决策合法化来说至关重要。我国不乏适格主体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但它们之间的职责交叉重叠,缺乏明确分工,且实践中各类参与合法性审查的主体本身也存在固有的局限。总结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在合法性审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契合我国目前的国家机构改革和相应配套制度的推行,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的选择可以尝试采取两步走:现阶段通过健全完善公职律师制度,明确由政府公职律师进行合法性审查;待条件成熟后,可设立专门的合法性审查委员会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

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解读与反思——以《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解释》为依据

以《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为依据,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内涵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和总结,阐述了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强度、依据、标准、方式和结果;对该原则的相关理论和法律规定进行了质疑并总结:第一,"特定对象"、"单方行为"不应该成为界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标准;第二,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的司法审查属于合法性审查,而不是合法性审查的例外;第三,具体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排斥人民法院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等抽象行为有一定的审查权;第四,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与《行政诉讼法》第38条、《行政复议法》第7条、第28条的冲突无法解决。

论大学章程的合法性审查

大学章程作为高校内部最根本的规范性文件,接受合法性审查,不仅是司法介入高校治理的应有之义,也是司法终极性原则的必然要求,更是完善章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基于大学的特殊性质,为了保证其应有的学术自治空间,法院在对大学章程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必须遵循附带审查、尊重高校事先自主判断和间接审查等原则以保持必要的抑制和谦让,以保障高校的学术自由与自主发展。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主体模式及其选择

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是我国新近建立的制度，它是我国各级政府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和依法决策的重要保障制度，对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结合我国目前中央要求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实践，对构建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的关键——合法性审查的主体模式做初步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问题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因其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涉及的领域、影响的范围极广,决策一旦出现错误必然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减少乃至避免决策出错极为必要。若想有效保障决策的科学性首先要保正重大行政决策合乎法律规定,重大行政决策只有在作出前经过合法性论证并且在决策作出后通过合法性审查才能有效保证其合法性,进而保障其科学性。合法性审查作为保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科学性的最后、最重要的手段,需要从决策的主体、决策的内容、决策的程序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唯有如此方能提高决策的质量,减少乃至避免决策出现重大错误,造成重大损失。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问题研究

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是影响公共福祉的典型政府行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进行合法性审查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合法性审查在现实中遭遇着一些难题而处于困境之中,所以需要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功能,树立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权威,在规定中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

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解读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文简称《刑事诉讼规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实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而制定的司法解释。它在总结监察调查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衔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具体化了检察机关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合法性的规定,从而落实《宪法》和《监察法》关于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规定。它还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从非法证据排除、监察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案件材料的完整性三个方面对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其基本目标是促进监察调查的刑事化转型,从而实现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统一。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是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的职能行为,其实质是检察机关对监察调查的外部制约,不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畴。所以,检察机关只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材料,并不判断监察立案和监察调查行为的合法性;如果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存在非法证据或者证据真实性存疑,只能将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要求监察机关履行补充证据和说明义务,但不能运用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行为等法律监督方式。

合法性审查之补充:权力清单制度的功能主义解读

批准生效、备案审查是我国合法性审查制度的核心内容,对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发挥了根本性作用。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来看,合法性审查机制并不能完全阻却不合法的法律规范进入现实的法治实践。这样,在我国法治建设实践中就诞生了权力清单制度这种合法性审查补充机制,它通过“清权”、“减权”、“制权”和清单的“动态调整”等,一方面可以消解批准生效、备案审查等合法性审查机制“失灵”引发的问题,另一方面能够将地方的探索和经验正当化,进而为科学立法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