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应”到“前摄”:万向在美国的合法性战略演化(1994～2015)

本文通过对中国跨国企业万向集团1994~2015年在美国的纵向案例研究,打开了后发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获取并维持合法性以克服来源国劣势的过程黑箱。本研究分析了关键海外子公司合法性战略选择的动态演化,并着重探讨了各阶段合法性战略选择的情境条件、集团内部的结构模式以及克服来源国劣势的作用机制。本文发现,在后发情境下海外子公司将反应型和前摄型两类合法性战略在不同阶段进行动态切换能有效地获取并维持在东道国的合法性,同时焦点企业针对合法性战略选择与总部和其他子公司形成不同的耦合结构模式,在演化过程中战略选择和结构模式分别通过直接获取机制和间接维持机制克服来源国劣势。本研究基于后发跨国企业情境,通过探索合法性战略的演化为合法性理论做贡献。

创业者的合法性战略、媒体合法性和获得风险投资

创业者的媒体合法性与获得风险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创业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现有研究对于建立媒体合法性需要何种战略以及媒体合法性影响获得风险投资的边界条件仍不够深入和全面。论文构建了创业者的媒体声誉、合法性战略、媒体合法性和获得风险投资之间的关系模型,并在媒体合法性和获得风险投资关系之间引入了风险投资者对媒体信任程度的调节作用。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217家互联网创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先前媒体声誉越高的创业者越倾向于采用合法性遵从战略;遵从战略能够帮助创业者建立更高的媒体合法性;媒体合法性越高,创业者将获得更多的风险投资;风险投资者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会正向调节媒体合法性对获得风险投资的影响。

民间微公益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研究:量表的开发与检验

对于依托网络平台发展起来的民间微公益组织而言,缺乏身份"合法性"是其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造成了他们在资金募集、人员招募、资源整合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而基于组织合法性视角的民间公益组织战略研究则推动了许多重要实践问题的解决。文章基于量表开发视角,通过实证研究构建了中国民间微公益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的分析工具,即一份包括适应环境、选择环境、控制环境、创造环境在内的合法性获取战略测量量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并能很好地指导民间组织的公益实践。

制度变迁中民营企业合法性获取战略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合法性理论与民营企业案例,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了制度变迁中民营企业创业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和打破约束所运用的合法性获取行为,并归纳为相应的合法性获取战略,最终构建了制度变迁中民营企业合法性获取战略的一般框架。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主要制度约束来自于规制层面,但这些约束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民营企业针对不同表现形式的制度约束,分别采用了突破型、创新型及防御型的合法性获取战略。

生态型企业的合法性溢出战略——小米公司纵向案例研究

以小米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纵向案例研究法,探讨“生态型企业的合法性溢出战略是什么”,以及“在外部情境演变过程中,生态型企业通过实施合法性溢出战略,帮助成员企业获取合法性的机理如何”。研究表明:生态型企业合法性溢出战略包括“利用型”和“探索型”两种;此外,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可通过“各主体间技术重叠性”,以及“各主体间结构一致性”两个维度进行刻画,它们对生态型企业合法性溢出战略具有触发作用,进而决定了属性替代的类别及合法性溢出的方向,并对合法性溢出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合法性视角下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战略研究

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企业等多元主体在政府的主导下积极地参与社区治理,提供社区服务。企业在参与过程中通过怎样的策略安排可以获取更多合法性资源,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均关注的议题。通过"前因—行动—结果"的分析逻辑,引入某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典型案例,从企业自身的合法性需要和建设多元主体共治的现代化社区角度出发,将企业社区参与(CCI)战略与合法性获取战略相结合,探讨企业的社区参与过程及合法性获取结果。通过个案研究和理论分析,探索企业获取合法性和社区能力提高的条件,研究发现:企业通过交易性、桥梁性、转型性三类CCI战略参与社区治理,三个战略分别对应了适应、选择、操控、创造四个合法性获取战略,在此过程中企业获得了规制、规范、认知三类合法性,同时社区服务供给更加多元、社区治理能力得到提升,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中国民营企业合法性获取行为探索性案例研究

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剖析转型期民营企业面对制度约束所运用的合法性获取行为,并归纳出合法性获取战略。通过对两个案例企业分析发现,企业借助法律法规、借助权威、公关活动、知识普及、道德活动,以及企业家形象塑造这几种合法性获取行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合法性水平。

合法性视角下的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新企业的实证检验

实践中新企业在创业导向实施与合法性获得之间的两难选择,使得新企业如何跨越"合法性门槛",推动创业导向战略的实施和企业成长,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本文从合法性相关研究出发,提出主动获取的战略合法性行为和客观表现的自洽合法性状态是新企业应该谋求的解决合法性障碍的两种方式,并分析了战略合法性和自洽合法性在创业导向与成长绩效间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证实,企业战略合法性在解决创新和先动行为实施带来的市场认同缺陷和顾客接受偏见中的作用,从合法性视角打开了企业创新、先动行为与成长过程的黑箱;而企业自洽合法性为企业创业导向战略促进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接受和认可的企业背景和环境。

“多边-多边”机制视域下的欧非峰会探析

自2000年欧非峰会机制创设以来,现已举办了五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开创了一种以"多边-多边"机制为核心的对非合作模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欧非峰会在理念建构与机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果。欧非峰会试图建立以"多边-多边"机制为特征的新平台,从而增强代表性,并推进合作领域的开放化与合作模式的平等化。欧非峰会还注重吸纳民间社会与专家团体的参与,通过完善监督环节以保障机制运行的透明度。然而,欧非峰会对参会国数量及代表性的追求导致了利益泛化与集体行动困难等问题。欧非峰会对欧非双方对等地位的强调导致了议题的分割性且缺乏重点。欧非峰会对民间社会的重视削弱了非洲国家政府的执政基础,并导致非洲国家缺乏对峰会相关决议的执行意愿与执行力。欧非峰会"多边-多边"机制还掩盖了欧盟与非盟两个组织内部成员国的权力差异问题。个别国家通过"绑架"机制,导致峰会手段、目标乃至性质的偏移。欧非峰会成效不足的结构性原因正是由于峰会"多边-多边"机制对于合法性的过度追求,并由此产生了在峰会机制合法性与峰会实际成效之间的一系列悖论。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