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合法性视域下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

合法性问题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构建执政合法性的中国话语体系有清晰的逻辑理路。首先,从理论、实践和历史的三重维度分析构建执政合法性的中国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其次,构建执政合法性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要求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最后,构建执政合法性中国话语体系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用中国话语讲好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故事,讲清楚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

转型期执政合法性的维护与发展——以服务型政党为分析视角

现代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合法性是任何政党执政的前提条件。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复杂的问题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党,着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法治规范党的建设,这对于维护和发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不懈的探索。改革开放前,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 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 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流变及其重塑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合法性诉求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以经济绩效合法性为中心的时期和以法理型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严峻挑战。因此,重塑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合法性已成为其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秦始皇议定“帝号”与执政合法性宣传

"秦王初并天下",指令"议帝号",成就了皇帝制度的发明。对"帝号"的看重,自有文化渊源。回顾战国史,应当重视"秦称西帝,齐称东帝"的事件。确定皇帝称号,"制曰可"的程式,体现了皇帝个人与皇帝制度的关系。"帝号"在秦统一之初执政合法性宣传中有重要意义。"义兵"与"圣德"等自我标榜也是赢得社会认可的手段。而更有效的宣传策略,可能在于秦帝国执政初期出于对"民心"之重视的所谓"普天之下,抟心一志""黔首安宁""驩欣奉教""莫不受德,各安其宁"等舆论制造。"宗庙"对执政权力的认可,是秦人自我看重的因素,然而未必可以对六国人形成实际影响。不过,当时秦王朝的相关政治表现,开启了皇族宗庙祭祀成为国家祭祀的制度。秦二世时代面对"关东群盗"暴动蜂起,赵高所谓"宜为王如故",说明放弃帝号即承认了执政权力的丧失。

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历史嬗变

执政合法性对于政权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执政党要获得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拥有必要的执政资源。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变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是针对当前执政党面临的经济效绩合法性资源挑战所作出的战略回应与超越。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种做法,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也是十分不恰当的。保持与最广大民众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这是一种更为实际和内在的合法性,是合法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形式。

政治合法性限度视角下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探究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存在消耗流失的问题,与党执政的某些合法性资源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限度直接相关。要解决这一问题,立即从政绩合法性为主导转为法理合法性为主导的资源体系建设并不稳妥。应分两个阶段循序渐进推进,即在2013年到2017年,重点通过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的绩效合法性资源建设,把党执政的合法性存量提升到转型所需要的安全水平;2018年以后,则开始以法理型合法性为主导地位的合法性资源体系转型。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与实践向度

任何一种复杂的政治文明形态都面临着合法性追问。执政的合法性议题,实际上是对这一追问的具体涵盖。执政合法性议题内涵丰富,其理论争鸣的焦点是关于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以合法律性或被统治者认可等"一要素论"、"二要素论"或"三要素论"为判断标准的西方传统合法性理论存在一定限度。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角看,应以合法律性、合民意性、合价值性、合规律性四个构成要件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需要从判断标准的四个维度出发,在实践重构中予以夯实,以此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 2 0世纪 70年代末 ,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 ,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前 ,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 ,创新执政合法性 。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及其重构

执政党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因素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在分析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政绩和制度规范三个方面提出了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路径。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如何加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继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显得非常必要。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演进中的媒介角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审视与认知演进,对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的不断扩大和"再生产",也在中国的媒介角色及功能定位上印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党对执政合法性的纵向动态演进、对执政合法性资源的不断拓展中,中国媒介角色也在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的政治工具"到"有限多元的宣传工具"再到"多元的传播工具"的变迁历程。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影响下的执政合法性分析

政党的执政方式是影响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执政方式不同,执政合法性基础也不相同。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由于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民主政治,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极高的执政合法性,但中国共产党在50多年的执政过程中,先后形成了"政党指挥"型、"政党取代"型、"政党引导"型三种执政方式,其执政合法性相应地集中体现为意识形态合法性、领袖魅力合法性、绩效合法性。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和谐社会视域中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执政党对有效政党权威的必然应答。中国共产党具有丰厚的合法性资源,社会变革使得其执政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构建和谐社会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现实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立足根本,抓住重点,强化核心,走和谐发展之路来加强和巩固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现状及其评价

近些年国内理论界大多从五个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进行研究。其研究的意义可归结为“四个深化” ,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深化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 ,深化了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要性的认识 ,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其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 :照搬照套西方合法性理论的较多 ,进行多学科研究的较少 ,许多思想观点缺乏哲学层面的学理支持。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培植

现代政党理论认为,确立民众对执政党的价值、制度和政绩的认同是执政党与其社会生态博弈的结果。具体到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是呈加速发展态势的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给培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其执政地位,合乎逻辑的选择是:与时俱进,创设富有弹性和灵活的价值形态;健全与完善政治制度,开发体制内执政合法性资源;提高经济绩效张力,培育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苏共丧失执政合法性的历史启示

苏共曾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探讨苏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瓦解并最终下台的原因,汲取其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加强和巩固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多维一体:党群关系与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

合法性是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党群关系问题。党的合法性建设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主观和客观、内容和形式、过程和结果的辩证统一。党群关系与党的执政合法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党群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规范合法性(主观)、经验合法性(客观)、程序合法性(形式)及绩效合法性(内容)"多维一体"合法性体系的建构与巩固过程。党的执政合法性系统不仅奠定了党的执政基础,而且有助于促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