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逻辑、合法性机制与社会企业成长

以制度逻辑为理论基础首先提出研究框架,进而通过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针对社会企业的成长机制问题展开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社会企业在市场逻辑、公益逻辑、理性选择逻辑的共同影响下,通过获取市场、联盟以及关系合法性,以实现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的成长。同时,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由于受到不同组合的制度逻辑的影响,其成长的合法性途径有所不同,成长程度亦有所差异。在单案例分析、跨案例比较进一步解构相关构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企业成长的整合性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启示。

趋同与差异:合法性机制下的消费转变——基于北京地区青年女性农民工消费的实证研究

针对以往研究对农民工消费多现象描述、少机制分析以及"同一化"、"刻板化"的状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嵌入在日常实践中的弱合法性机制对青年女性农民工群体实现细分。对北京地区多个女工的访谈发现,在合法性的趋同机制作用下,女工会出现趋向城市消费习惯的偏好,但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程度却由于其生活史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女工采取不同的消费策略,消费因此表现出不同的功能与意义。

区域产业转移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博弈

区域产业转移已经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发达地区准备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发展中地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以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由政府大力推动的省内产业转移在全国来说,广东省是首例,也是唯一一例。在搭建了一个"比较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效率机制"和社会学的"合法性机制"分析广东省各级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卷入产业转移,怎么样实现省内产业转移?产业转移是市场驱动的产物,必将先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是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助推器,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政府为产业转移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和制度环境;产业转移机理是效率机制→强合法性机制→弱合法性机制→效率机制的作用过程。

“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的耦合突破产业转移的“嵌入性”约束——以江苏省南北挂钩共建产业园区为例

现实中的产业转移困难重重,主要是受"嵌入性"约束,企业担心转移出去后,失去其所嵌入发达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对维持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纯粹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无法引领企业大规模有序转移,此时,政府的制度安排尤为重要。文章以江苏省为例,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政府引导南北挂钩共建产业园区的制度安排,使得企业在向外转移的过程中,能够保留嵌入在发达地区的部分社会关系网络,充分调动企业向外转移的积极性;但是,企业转移属于市场行为,政府过度干预会失灵。因此,政府在推动园区共建成功以后,及时脱手,成立股份公司并由苏南方控股,按照市场化运作园区,既充分发挥了效率机制在园区共建中作用,又调动了苏南方参与园区共建的积极性。

从理性选择到合法性机制——欠发达地区农民外出就业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作者通过在农村的实地研究发现,农民外出就业行为可以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并且构成一个连续统。在前期,农民外出就业行为同效率机制密切相关,外出打工能够给农民增加经济上的收益,这一时期,农民追求的是自身行为的效益性。而在后期,农民外出就业同合法性机制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农民不得不采取外出就业这一行为以便使自己在村庄获得合法性,得到村民的认可和赞同,这一时期,农民追求的是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文章最后提出,农民外出就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城市进程中不可抗拒的趋势,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这一行为选择,并且为农民外出和农村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效率机制还是合法性机制:发达国家聘任制公务员改革的比较分析——兼论中国聘任制公务员范围的选择

中国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试点中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聘任制公务员的实施范围问题。各主要发达国家聘任制公务员的范围和规模也差异很大。运用组织行为学中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流派——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学派,通过对各发达国家政府规模、政治价值观等变量与其聘任制公务员范围大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各国在选择确定其聘任制公务员范围时更多地体现出了制度学派所主张的合法性机制而不是理性选择学派所主张的效率机制,即一个国家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如果更多地体现出"亲市场"而不是"亲政府"的特点,那么其采用大范围型聘任制公务员的可能性越大。循着这种逻辑,中国的聘任制改革无疑应当选择小范围型的聘任制公务员作为目标。

高校学生社团联合会合法性机制探讨

高校学生社团联合会是一种快速发展的新型学生组织,在组织目标与资源供给、组织结构与职能、组织发展轨迹等方面都具有与一般学生组织不同的特点。通过网络搜索数十所高校社联资料,并长期跟踪一所高校社联发展,可以发现,行政合法性是高校社联产生的主要依据,政治合法性是高校社联发展的重要外部推力。对行政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的过度依赖导致社联对社团的管理呈"形式化"特点。当社联自主建立起社会合法性,并掌握大量社团发展资源后,又缺少来自社团的有效监督,社联有发展成以自主组织活动为主的"超级社团"趋势。社联法律合法性建设严重滞后,这也是导致社联定位模糊的主要原因。要实现高校学生社团个性化和可持续健康发展,高校学生社团联合会应以法律合法性为核心整合合法性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本校校园文化相适应的学生社团管理制度。

民间社会组织运作的“合法性机制”研究——以王村的“三太白会社”为例

"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机制,也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面对当前我国大量民间组织的"非法性"存在,王村的"三太白会社"却能够通过社团之神祇历史合法性的编造、社团组织结构合法性的安排、社团活动仪式化象征的合法性取向、社团功能之合法性形塑等策略,实现其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基于中国社会当前合法性秩序是传统和现代、新生和既存、不同场域、不同时空的多向叠加和整合的共同形塑,民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建构将主要通过国家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术的调整和反思、社会组织自身权威结构的尊严性确立、社会公共性形塑和公民社会的培育等多维度、多时空、多场域下的不同社会组织运作实践和对不同生存环境的智慧型选择来实现。

合法性机制驱动的产业升级研究——基于广东省“双转移”的经验

本文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合法性机制"视角解释了地方政府为什么、怎么样推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的必然选择。但是,广东省地方政府在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和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的作用下干预产业升级,通过上级政府的强迫性机制、财政引诱机制和下级政府的模仿机制,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使得政府干预的产业升级成为可能。这种模式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既能引导珠三角的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又能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减少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

政府脱身:产业集群中技术创新中心的运营——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

本文探讨了政府在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心的成立与运营过程中的角色转变。通过对广东南海四个技术创新中心的案例分析,发现:在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较多,企业创新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合法性机制"利诱地方政府推动成立技术创新中心,然后脱身,遵循市场化的"效率机制"运营技术创新中心,以带动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多元投资者压力下的合法性机制研究:制度逻辑视角

制度场域的多元性和新企业的新小弱性共同影响着创业者的决策,面对不同的投资者,如何向他们展示合法性以获取新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财务资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确定创业者面对不同投资者时构建的合法性机制的基础上,基于制度逻辑视角提出不同投资者所遵循的制度逻辑以及其依据的合法性标准,并构建了一个框架,尝试从新企业的角度解释面对不同制度逻辑支配的投资者应如何获取合法性。

合法性机制显化与组织结构形变——以农民工装修队为个案

文章认为应从动态和多维角度分析不同机制在组织不同阶段的运作。文章通过城市化背景下一个农民工装修队的个案,提出组织在创建、拓展、调整、稳定的不同时期,合法性机制逐步取代效率机制成为显机制,正式结构仪式化。在这个过程中,合法性机制呈现完全隐性、辅助、完全显性三种类型,而组织内日常经验性的非正式结构与正式结构的联系状态也伴随呈现高度重合、逐步分离、完全剥离的变化。

合法性机制:刘文辉治理康区之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刘文辉主政康区22年间,在来自中央政府、四川、西藏以及康区内部复杂的压力情势下,治理康区是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以军扶政,尊崇藏传佛教,利用土司头人等,集中体现了路径依赖;全力促成建省,实施干部培训,发展经济和教育,进行制度创新。刘文辉治理康区之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是历史之延续与断裂在那一时期的具体体现,更是合法性机制的演绎。

美国文理学院使命“漂移”的成因与影响——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合法性机制的视角

美国文理学院使命“漂移”具体表现为:文理学院加强专业教育、开展职业技能教学、增设研究生教育、拓宽经费来源渠道等。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合法性机制的视角,其使命“漂移”的成因主要源于三个方面:政府相关法案的出台为文理学院的转型施加了压力,同时也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障;追求专业化学习和高深研究的社会观念已深入人心,这能够推动文理学院变革来策应社会的不同需求;知识经济和利益至上的文化氛围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文理学院的组织行为,使其更加自然地接受角色和功能的转换。另外,鉴于美国文理学院使命“漂移”的多重成因和多元表现,这种“漂移”对于美国高等教育市场的影响也是复杂和动态的,既会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会带来负面效应。

合法性机制视角下高等学校产业学院建设的动因及路径分析

为落实国家关于将普通本科转向应用型本科的政策规定,各高校尝试建立产业学院以实现创新型、实用型人才培养。但在实施中映射出高校制度和保障机制的薄弱。从新制度主义合法性机制来分析高等学校产业学院建设的动因,从强意义层面讲,高校受到本科院校转型的政策驱动、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系统分类适应的多重制约;从弱意义层面讲,高校产业学院的建设受到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的利益驱动。通过分析高等学校产业学院建设的制度性动因,建立联动机制,形成共建共管的组织架构;把握社会需求,开发校企合作融合式课程;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有利于产业学院的有效落地,培养实用型、创新型人才。

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兼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民主建构

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的关系影响到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建构过程及其有效性,本文将二者的关系划分为高合法性和高效率、高合法性和低效率、低合法性和高效率,以及低合法性和低效率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企业民主管理的实施历程进行梳理。根据企业管理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化和自组织趋势,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健全与企业民主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推进党组织参与治理、建立共享发展模式和开展员工民主参与能力建设等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从而更为有效地发挥企业民主的积极作用。

合法性机制下的制度主义的理性神话——以蒙牛企业组织运行结构为例

通过对蒙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从模仿者、公益行动者、领导者到恶性竞争者的角色转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组织运行结构。从案例的剖析中,理清制度主义学派的基本思想,同时解答三个基本的组织现象:组织的模仿趋同性、组织进行与本身目标无关的活动以及制度规则与组织实际运行结构的分离。而合法性机制、制度建构的理性神话将在组织运行背后起到不可估摸的强制性隐性作用。

一流学科建设的理性审视和优化路径——新制度主义合法性机制视角

学科是大学的核心要素,高质量地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是大学走向一流的基本要义。实践中,一流学科建设生发出学科设置机械化、学科发展指标化和学科评估行政化等异化行径。根据新制度主义合法性机制理论,一流学科建设既是强意义下制度规约的有限性行为,又是弱意义下利益诱致的自觉性行动,其执行偏差和实践中的问题均是大学囿于外部制度环境而寻求合法性的结果。也就是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寻求合法性,大学在一流学科建设中既受政策制度规制、分类格局固化和观念认识偏差等强意义机制约束,又受资源利益和模仿机制等弱意义机制驱动。为了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的长效推进,我国亟待优化学科发展制度,扩大高校学科建设自主权;转变学科发展观念,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实行学科分类治理,促进学科特色发展;创新学科组织建制,推进学科交叉协同发展。

合法性机制视角下的我国院校研究动因分析

我国院校研究从初级阶段迈入规范发展阶段,在诸多高校得以推广,但在实际运行中仍面临本土化危机和合法性问题。从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机制关照院校研究实践,在强意义层面,高校受到学科转型、社会问责和高校分类评价的多重制约,被迫开展院校研究;在弱意义层面,高校院校研究受到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的影响,是利益驱动下的自主选择。探究分析制度环境下院校研究的实践动因,有利于引导和规范院校研究在高校的具体实践。

企业并购发生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双重视角分析

并购是企业一种重要的成长途径。并购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呢?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和合同理论从效率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在回顾这些理论的同时,引入了另外一种视角对企业的并购行为进行解释,即合法性视角。本文首先回顾了基于效率机制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合同理论,然后分别对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如何影响企业并购进行探讨,本文还尝试理清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