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权力视域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民兵是一种特殊的非正规武装力量,广泛存在于动荡国家或转型国家,在国内和地区安全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伊拉克战后初期,国家处于政治低效和军事软弱状态。什叶派民兵组织乘机跻身国家政治体系,通过维护安全秩序、分担治理责任和助力社会重建,弥补国家政治和军事职能的缺失,获得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动员力量。什叶派民兵合法性权力的扩展威胁到巴格达的政治和军事最高权威,影响了战后国家—社会关系和地区安全形势,迫使政府着手调整与之关系。未来,伊拉克在推动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时,既要协调权力集中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也要维系美伊(朗)博弈与国家主权的平衡,以服务国家治理和战后重建。

从工具合法性到价值合法性——我国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

权力合法性一直是敏感而又热议的话题。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衷于政治学探究,忽视了伦理学关怀;在谋求合法性的方式上,则倾向于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事实上,权力合法性问题也是个伦理学范畴,在权力合法性的谋求范式上,不仅有工具合法性,还有价值合法性。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往往侧重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其结果便是造成一种"政绩困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践行的主要是"绩效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以工具合法性为主导,在带来经济社会巨变的同时,也遭遇了"政绩困局"。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即从工具合法性转向价值合法性,实现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齐驱并进的壮丽景观。

空间·展演·视觉修辞: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构建的仪式逻辑——基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的审视

象征化、程式化、规范化、周期化的政治仪式,借由内部“基本装置”及外部媒介传播渠道的加持,在循环往复的符号展演实践中,凝聚了社会政治力量,强化了民众对意识形态、政权制度、政治权威的认同,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构建的优先场域。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作为观测窗口,围绕仪式空间、仪式流程、仪式人物三个维度对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建构逻辑进行审视,应从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在集体记忆的仪式复刻中凝聚政治情感,拓展政治仪式形式及内容、提升主流价值传播效力,科学谋划仪式操演实践、强化国家话语力量等三个层面着手,有效发挥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框架”的政治传播效能。

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对权力的质疑必然导向对权力合法性的理性思考。权力合法性的形式要件,在当代只可能表现为人民通过宪法来配置国家权力,权力获得与运行均依据宪法。权力合法性的实质要件,就在于权力制度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以保障人权。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 ,转型造成经济利益分化 ,社会结构变化 ,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国家的社会职能 ,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为指导 ,拓展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和领域 ,重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灾害引发的社会风险对权力合法性的挑战及其对策

现代社会中灾害及其所带来的巨大风险都具有社会属性,政府积极、有效应对灾害及其社会风险的能力是对其自身合法性存在的证明。"失效的组织"会放大灾害后果,引发社会危机,进而引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如何应对灾害、降低社会风险涉及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生活保障水平是应对灾害及其社会风险的有效途径。

多元社会的政治对话与权力合法性

在现代多元社会,不同政治派别、群体持有不同的广包学说,共存于一个社会,其稳定性的基础是建立在公共理性上的超越具体善观念的重叠共识。阿克曼认为,达成共识的必要方式是政治对话,通过对话求同存异,以证成权力的合法性,解决共同生存的问题。对话的根本要求是超越各方所信奉的道德真理和价值的中立性,因而需要避免直觉主义和内心独白式的思维方式,还要防止预设一种所有人都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来压倒对手的"优胜策略",和要求把不同观点转换成一个经过特别处理的评估框架的"转换策略"。约束对话的原则是合理性、一致性和中立性,通过以理服人和逻辑自洽来说明自己在分配资源上的正当性。对话的中立性并不意味着无是非观的道德相对主义,而是体现了正当对善的优先性,而各方共同持有的正当性观念才是对话得以开展的根本保障。中立的政治对话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和社群内部,也适用于国际社会。

全球化时代何以“重构民族国家”——国家权力合法性与国家能力建设析论

鉴于目前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承担的文化职能和所处的利益分配格局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讨论如何通过"重构民族国家"来让民族国家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比"反对民族国家"更具现实意义。国家权力合法性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是"重构民族国家"的两个向度。就前者而言,可以通过寻求个体双重身份间的平衡来重构国家权威,确保民族认同国家;就后者而言,可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进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维度进行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建设,在国家与国际体系关系维度进行国家应对全球竞争与挑战能力建设,以此重构国家与社会、市场、国际体系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设,进行理论与实践多个层面的探索与实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变化,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开始了新的全方位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宪政制约: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制度基础

一、宪政制约对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义合法性在英文中称为legitimacy,意思是指合乎法律的(lawful)或法治的(legal).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换言之,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在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时是时何以得到社会和民众认可的问题.合法性是在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形成的,一方面。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合理调整

任何政治权力系统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 ,方可得以稳定和巩固。我国国家行政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权力来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实现能力和程度。我国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经历了稳定、危机显现、合理调整的发展历程。

论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的内在契合

权力之善是权力的设置与运行有利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是权力与道德之善的有机融合,表征着权力的善与文明。权力合法性是被客体所认可的权力的正当性与道德性范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契合,其从形式和实质性双重维度佐证着权力的合法性。一方面,权力之善能够有效调适各种利益关系,奠定了权力合法性的现实基础;同时还表征着权力的有效性,契合了权力的形式合法性;另一方面,权力之善的价值内核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正义,是正义返魅的过程,契合了权力的实质合法性。权力善治从政治实践维度将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联结起来,权力善治展开的过程就是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的生成过程。

德性政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权力合法性的再造

14—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大量的文本信息都涉及了德性这一主题,人文主义者以德性为中心展开的政治思考可称作“德性政治”(virtue politics)。通过研究“德性政治”的思想渊源及功能价值可以发现,德性是人文主义者政治价值观的主导。在德性政治的统摄下,人文主义者一方面为彼时带有头衔缺陷的统治者寻求合法统治的新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新古典主义荣辱观呼吁统治者重视道德教化的力量,希冀在全社会形成一套以德性为标杆的社会价值认同体系。

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的内在契合向度

权力之善是权力的设置与运行有利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是权力与道德之善的有机融合,表征着权力的善与文明。权力合法性是被客体认可的权力的正当性与道德性范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

论公共权力的宗旨和合法性

公共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实现公共利益离不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及其道德能力的发挥。公共权力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履行其宗旨,并在合理的政治秩序下,依靠公共证明来为自己做辩护。

“侵入”还是“渗入”:职业经理人团队进入后的变革逻辑与合法性确立

通过案例研究,深度解析了一家高科技企业生产部门的3次变革经历(其中两次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较成功地推动了变革)。基于合法性理论视角,归纳出经理人团队变革实施与权力建立的动态演变机制,提炼出"侵入式"和"渗入式"两种变革逻辑,并进一步建立"环境-资源-变革"匹配模型解释两种变革逻辑的适用情境。

治理与善治的合法性分析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存在于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内在关系之中 ,是权力客体所认可的权力主体占有及运用权力的正当性。现代社会公共权力证明其合法性有两大基本要素 :效能与民主。治理与善治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合法性证明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 ,有利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

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的合法性辨疑

合法性问题是人工智能参与司法决策的关键。对此,学界通常从道德主体性、权力合法性、司法错误归责以及程序正义等方面进行质疑,进而反对人工智能在司法决策中的运用。但司法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功能实现问题,其遵循的是有限理性框架下的实践哲学,这为判断司法人工智能的合法性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以此为根据来逐一考察上述合法性质疑,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司法决策只会强化而非削弱人类法官的主体地位,且不会改变司法权力的公共属性与独立运行;就避免司法错误而言,人工智能可能比人类法官做得更好,因此亦不应苛求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的绝对正确;至于司法错误归责问题,则可以通过法官、法院以及国家之间的合理分配而有效解决;最后,透明的算法决策可以保障而非损害程序正义。澄清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的制度构建,以及充分发挥司法人工智能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崛起亟待公平正义支撑——合法性建构问题探讨

今天，民众对于执政者合法性的信仰只能产生于合理统治的基础上，领袖们要想展示自己的魅力也只能是在构建合理型的合法性的舞台上当今世界各国，关于执政合法性（或称统治正当性）的定义有很多表述，用最为简单的话语来说，就是政府的权力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即国民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又是出于国民对政府具有行使权力合法性的信仰。

行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围绕行政合法性这一行政法的核心问题,有"传送带模式"、"专家理性模式"、"利益代表模式"、"公众参与模式"。但是传送带理论存在理论缺陷,以往一系列的行政合法化技术立论基础也随之动摇。因此有必要对现代行政法进行重构:行政法乃维护、促进和增强行政合法性之法。